郭沫若纪念馆赠“藏品”《武则天》——再现武则天出生广元的来龙去脉

郭沫若纪念馆馆藏剧本《武则天》本报记者赵恒摄

本报记者傅尹

2017年3月30日下午，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一场郭沫若纪念馆赠送的馆藏品交接仪式在市委宣传部会议室进行。人数不多，但简单庄重。赠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郭沫若历史剧《武则天》单行本，将由皇泽寺博物馆收藏。封面有残缺，断裂处用塑胶粘补，内页已经泛黄变脆，可见保存时间长，不知多少人翻阅过这本书。这本剧本代表着郭沫若纪念馆对“武则天出生广元说”的支持与肯定，是对广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关注，意义非同一般。

来自郭沫若纪念馆的《武则天》如何到了广元，市社科联副主席彭锦讲了这样一段经历：去北京出差，偶然的机会参观了郭沫若纪念馆，一看见纪念馆陈列的郭沫若历史剧《武则天》单行本，就抱在怀里不想松手——

2017年3月19日上午，我们一行二人代表市社科联前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洽谈有关事宜。下午，因我们是四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王海生建议我们去参观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故居）。郭老是四川人，更是武则天出生广元的考证者鉴定者，能看看他老人家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求之不得，便欣然地一同前去了。

在车上，王书记电话联系了现任和原任馆长。现任馆长赵笑洁在外地开会，只有原馆长郭平英（郭沫若的小女儿）在家里。王书记在电话里介绍说：“平英大姐，四川广元社科联的同志来院里办事，现在我陪她们去看看您从小生活的地方。院子里的海棠花快开了吧？”电话里平英大姐说：“啊，好呀，我现在在家里，离得比较远赶不过去，若早知道，我就去馆里陪你们了。海棠花还得一段时间开，大概在4月7日以后了。”

到达郭沫若纪念馆时，正在值班的馆文物室主任梁雪松已经等候在门口了。梁雪松带我们一一参观，并亲自给我们解说。从郭老亲自种在门前的白皮松说起，到院里郭老亲自种下的牡丹和海棠，再到郭老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均一一详尽地作了讲解和描述。在交流中，我告诉梁雪松，广元是武则天的出生地，关于这一历史结论，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郭老对武则天出生广元的考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可惜我们没能看到这篇文章。梁雪松说他知道这件事，馆里也收藏着这本书。在郭沫若著译书目展览室，梁雪松从摆放书的陈列柜上取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新一版的历史剧《武则天》单行本。翻到书附录部分的《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指给我看。我赶紧从梁雪松手里接过这本书浏览起来，这本书对广元太重要了，它是力证广元是武则天出生地的最好物证。要离开郭沫若著译书目展览室了，梁雪松伸出手，意思要将书放回陈列柜。我犹豫了，把书紧紧抱在胸前。梁雪松没反应过来，再次伸出手。这时，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微笑着向雪松鞠了一躬，告诉梁雪松，我想带它回广元。反应过来的梁雪松迟疑了一下说，那我送你一本新的。我赶紧说，不用，我就要这本。没想到梁雪松感念我一片赤诚，竟然应允了。

王海生专门就这件事写下这样一段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名著《武则天》（1979年10月北京新一版）中记载了‘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2017年3月19日彭锦副主席参观郭沫若故居时偶见此书，十分欣喜并向故居文物室主任梁雪松提出收藏要求，得到应允。”事后，王海生对我说，他当时也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要求，而且梁雪松竟然还应允了！他建议我回广元后找一个书法写得好的人，用小楷把这段话写在书上，以证明此书的来处和价值。

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北京奇遇得馆藏郭沫若剧本〈武则天〉》留作纪念。

记者翻阅从北京回故里的《武则天》，在附录部分发现，除大家熟悉的《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外，在其他附录部分有4处对武则天出生广元还分别作了论述，其中不乏新的

观点、见解和论证——

《武则天》附录一

我怎样写《武则天》？九

……

我要再说一遍：武后是生于四川广元县的人，广元县在唐初为利州。武后的父亲曾经两次做利州都督。武后既生在利州，又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段幼年时代，广元附近的奇山异水对于武后性格的形成上，可能有些影响。当然，我并不相信什么“钟灵毓秀”之说，但山川风物等客观世界的优美，对于少年儿童的精神不能说是没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的。我在剧本里面还作了更进一步的大胆的设想。我想，武后流放太子贤到巴州去，也可能有她的用意。她是想借巴蜀的山川风物来陶冶太子贤的性灵……

记者解读：郭沫若先生在这里强调武后生于广元，是想说明对武后性格的影响。1960年，郭沫若先生为创作历史剧《武则天》，通过大量史料与文物考证，以唐李商隐诗《利州江潭作》及题注“感孕金轮所”、“广政碑”和“武后真容石刻像”等为主要依据，作出了武则天出生于广元的结论。郭沫若先生本是四川乐山人，对武则天童年生活的广元人文环境有充分的历史和感性认识。环境造人，广元的山川风物，对郭沫若塑造武则天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启发。这一附录，虽是为武后性格塑造作注解，但从侧面表明了郭沫若先生对武后生于广元的肯定立场。

《武则天》附录二

重要资料十四则

（五）《李义山诗集》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其诗云：“神剑飞来不是销，碧潭珍重驻兰桡。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他年燕脯无人寄，雨满空城蕙叶雕。”

沫若案：诗题及题下自注大有史料价值，足证唐人认定武后确生于广元。“感孕”，语含敬意，谓武后之生，如上古帝王感天而孕。唯诗意甚晦涩，前人每以为与武后有涉。如王士祯有《利州皇泽寺则天后像》二首，像是一比丘尼，其二云：“瓦官寺里定香熏，词客曾劳记锦裙。今日兰桡碧潭上，玉溪空自怨行云。”（见《渔洋山人精华录》卷十）臆解义山诗，而对武后加以亵渎。余意义山诗与武后无涉，乃自述其一段暧昧情事而已……

记者解读：郭沫若先生引用义山题注，主要强调唐人对武后的普遍尊重，李义山就是例子。李义山诗题和题注，与诗的内容无关，主要介绍作诗的地点，注明是武则天的出生地，只能说明武则天在当时仍然影响很大，出生广元之说特别普遍，不然李义山不会特地说明。文人爱炫耀，能到女皇故里，李义山当然引以为自豪。在诗中注明留作纪念，也就很正常了。郭沫若先生在剧本后面附录此内容，目的是证明和突出剧中武后爱民的形象，因为百年之后李义山还在提到武则天，说明武则天在民间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段表述，从侧面再一次达到认定武后出生于广元的学术效果。

（六）《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若夫维睿作圣，乘时奄有于帝图；不测谓神，终古是存于庙食。敬（缺），能终复子于明辟，即唐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实录，此不备书。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缺）后焉。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若乃地分绵谷（缺）象之灵宫，管境所依，祷祈必验。（中略）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未酬玄贶，何安素心？且旧庙、地势欹斜，（缺）才兴，栋宇俄就。创造殿四间，对廊四间，并两廊及别塑神像，图（缺）荐，箫鼓毕陈，以为遗民，永祈景福。（下略）广政二十二年岁在己未九月六日记。”

沫若案：此碑以一九五五年出土于四川广元县，即唐利州都督府所在地。皇泽寺虽屡经改建，其迹尚存。广政乃后蜀孟昶年号，其二十二年（公元959年）上距武后之死（公元705年）凡二五四年。然已不知创庙之因，可见寺庙创立甚古，至迟必远在唐之中叶。碑文凡二十九行，行存二十六至二十七字，其下截残缺，约缺十字左右。文中凡遇“天后”或“后”字必顶格，有关敬语如“玄贶”、“神像”等则空三格，对武后备致尊崇。“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缺）后焉”，“后”字提头顶格，故所缺字必甚少，估计当是“为都督于是州，始生后焉”，所缺仅三字。此可作为武后生于四川广元县之又一证据。武后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是年利州始置都督府，至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复罢置。武后父当是首任利州都督。唯查《资治通鉴》贞观元年正月有利州都督李寿被诛，其年十二月利州都督李孝希谋反，又被诛，而在贞观五年十二月复载“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云云，是则武士彟盖曾两任利州都督。其首任在武德七年，而第二任则在贞观初年。碑中仅言“贞观时”，若非作文者未深考，则是武后的生年有问题，即不是生于武德七年，而是贞观初年。要之，据李义山诗注，可知武后实生于广元。广元县旧有则天坝（今名下西坝），当即武后所生地。

……

记者解读：广政碑，于1954年修建宝成铁路时在皇泽寺内吕祖阁前出土。碑高92厘米，宽90厘米，正面碑文凡29行，每行存26或27字。题为“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正文有“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实录，此不备书。贞观时，父都督于是□，□□后焉。广政二十二年（959年）岁在己未九月六日记”。作者为“昭武军节度使节度利、集、巴、文等州，太傅李奉虔（太原人）”。经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考证，认为正文所缺3字为“州，始生”，它是武则天出生在广元的实物佐证。郭沫若先生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博古通今，在这里单举广政碑证明武则天出生广元之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七）《皇泽寺书事碑记》明广元县令陈鸿谟作（胡广黄冈人）：“皇泽寺相传为武后创，其偏祀其像云。按唐书武氏年十四召入宫，在贞观十一年，乃寺前时一区，中空为洞，颜写《心经》一卷，题‘贞观五年\’。盖此寺前已有矣。考志武士彟尝为利州都督，或者后生其时、后修其报耶？今县有则天乡是已。寺在治河之西，上负悬崖，下瞰洪流，城郭千家，桑麻四野，颇堪极目。簿书之暇，间从眺游焉。而荒芜圮废，唐人石刻漫灭不可寻。成都菊水朱公避兵来此，一览得之，盖信山川文墨之胜，非饶有奇才异性者，未易遇也。石原不佳，最易脱，又无人呵护之者，而历唐至今近千年，尚留一线以待名人之赏识，不可谓非山神之有灵。用是缮成刻石，树栏以存遗迹（下略）天启三年二月吉日记。”（录自《广元县志》）

沫若案：最近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派张明善同志前往四川广元县皇泽寺查访，拓得各种拓片回京，但无此碑记。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国民党政府曾修公路通往飞机场，已将该寺毁坏，碑记或即毁于其时。据此碑记可知皇泽寺武后像原本碑上所刻线画，故云“历唐至今近千年，尚留一线”。然此刻画，殆即《武氏新庙记》中所谓“图”，乃五代孟蜀末年所刻，并非唐刻。碑记云“缮成刻石”，则是摹写重刻。据《广元县志》，得知明清时人对武后像颇有述作……

记者解读：《皇泽寺书事碑记》一史料，在《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一文中未曾提及，是郭沫若先生“武则天出生广元说”新的论据。此段附录，考证了皇泽寺内武后塑像的前世今生。最早的塑像“像一比丘尼”，有诗句“瞑目跏趺净氎垂”为证，可知武后像原本著尼装，结跏趺坐。郭沫若先生又从皇泽寺武则天塑像的变迁，再一次论证了武则天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神的化身，进一步增强了武则天出生广元的可信度。

除附录四《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在1961年5月28日《光明日报》二版上公开发表并为全国历史学者所熟悉外，附录一和附录二还有4处特别强调并介绍了广元是武则天出生地的历史依据，这是目前还未被外界所知的郭沫若先生对武则天出生地的又一考证结果。一本历史剧《武则天》，附录中就有5处讲武则天的出生地，不仅仅是对武则天人物性格发展作铺垫诠释，还说明了郭沫若先生对武则天出生广元研究结论的学术坚持、执著与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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