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喜欢赠书

张雄文

最不喜的事，大概是赠书。

文人安身立命，立说先不论，著书则是根本。能出版一两部读者称道的书，或许离“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尚有光年计的距离，却也足以快慰平生。但好些年来，破费些银两也能出书，出版界便有了常规和自费两种主要出书渠道，令顶着文人头衔，欣然自得者倍增。区别是，前者能恬然徜徉于书肆，让读者们挑剔的目光扫来扫去；后者多半寂然蜷缩于家中，听任素蟫灰丝时蒙卷轴。

后者也有自解之道，亲朋戚友前觍着脸，自个儿推销一二外，还会逢人便赠书，忍着亏本的痛楚，赚取几声恭维，像对着一张女神相片自慰。转瞬间，处女般的簇新书页，又落寞躺卧在了废品收购站。

我百无一用，也只能写写书。稍能庆幸的是，成为铅字的大部头作品，都是拿着版税，略有薄酬的常规书。平白赠送于人，一是样书最多也就一二十本，不堪盈手赠；二是上出版社或书店买来送人，像嫁出一个养了多年的女儿，还要倒赔嫁妆，心也实在不甘。何况容易令人误解是没有去处的自费书，于是，我一般不赠书。

写了几年，赚了些鬓角白发与蜗角微名，索书的人多了起来。熟悉或半生的人聊几句，便要我赠书，淌着阳光般的笑意，说想拜读拜读。我客气地说没有了，心里嘀咕道，网上、书店都有，真心想读，去买嘛，也就一包烟，还不如麻将桌上放的那一炮。难道我每晚熬到半夜，种了几分菜地，就管我要茄子、辣椒？

开通微信后，朋友圈像涨水的溪流陡增。一些陌生面孔寒暄两句，也开恩般地张口索书，似乎终于给书找了个好归宿。我讶异莫名，扪心自省，似乎没欠什么人的债，要账的人却那么平静自如，像祖父跟孙子要两元零花钱。就是发个红包购书，我也要先去书店，赔上紧俏的时间与不菲的快递费，遑论白送了。这些“好友”遭到婉拒，悄然消失在圈子里，大概以为我不识抬举吧？

话虽如此，一部新书出来，少数人还是应该恭谨赠阅的，譬如题书名写序言的长者、常年关爱有加的师友。这时，便是我叫苦不迭的日子。快递费一本不多，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城市加起来，便是一笔大开支。我尽量能省则省，除了几个长者用快递，其余便跑邮局。

柜台里一对悠闲唠嗑的男女，听说寄书，先问是不是包裹？我说平邮。他们脸一沉，说没这业务。飞着唾沫理论半天，他们依旧像两尊庙里的塑像。好说歹说，男的岁数大一点，又见我是写书人，终于同意挂号寄，条件是回家找包装纸来，一个城市一张，自己包好。多年后，我与他熟悉得像街坊，才知道平邮没利润，他们不愿做。

最苦的是包装。一张一张展开、铺平，放上书，对齐、折纸、压紧，再一层一层用透明胶粘贴。透明胶不大听使唤，往往不该粘时，粘得铁紧，像初恋的人亲上了嘴，只能小心扯开，重来一遍。汗珠滴在柜台上，彷佛檐前的雨水。那个后来成了“街坊”的职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提醒我在包好的书四边，要多用些透明胶，说运输途中最容易破损。我感激涕零，又忙着多缠了几圈。邮局五点下班前，我终于包好所有的书。

赠书自然也有收获。第一部书《无冕元帅》出来后，寄给了北京雨儿胡同80高龄的粟裕夫人楚老，很快收到回信。老人为正生病不能马上阅读道歉后，一笔一划写道：“待身体再恢复一些，定当认真拜读你的大作！希望能有机会相见！”她将我的书放在枕边，每天读一两页，是我最高龄的虔诚读者。后来，我们如约见面五次，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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