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进联大的教室

■溪  汪

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上，一栋七八十年前的土坯墙、铁屋顶教室在正午明亮的阳光中，空落而静默。抗战八年深刻而遥远的峥嵘岁月隐约其间，不可触摸却又无处不在。

我是以学生的身份虔诚地来昆明“求学”的，准备借新闻业务培训之机，坐进联大的教室，当然也期待能坐回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里。

途中忆起当年悲壮中不乏乐观的南迁，尤其是以黄钰生、闻一多、曾昭抡等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最为牵动人心。我从东北到西南，不过飞行六个多小时，他们却日夜兼程68天，以步行为主跋涉1600余公里，从长沙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因为大批知识精英的陆续到来，安详恬静的边城倏忽间生机盎然，直至脱胎换骨。

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南渡”，包括晋、宋、明，未能有如愿北归者。“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众志成城、浩气回荡，“乃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成就了战争史、民族史和文化史上的不朽传奇。如果要寻找见证传奇、感受传奇的场所，我想联大的教室可能是最为理想的一处。

虽然局部恢复的西南联大旧址，只偏居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一隅，但与联大有关的建筑小品和物质符号，如梅园、师林、闻一多像、民主草坪、三校纪念亭等，却遍布校园，不泯的精神气韵更是处处充盈氤氲。一触景，便生情。

古朴、简陋却令人不由得仰望的联大校门，在七八十年的时光浸润中雍容而高贵。一跨进去，便与永不老去的往事和故人迎面相遇。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的雕像神态各异，却无不流露出内心的笃定和坚毅。蒋先生和张先生在民国早期都曾经来过我的家乡吉林，他们留在包括我母校在内的众多校园里的身影已然模糊，而愈见清晰的是他们在时局艰难之际，以赤子之心，缔造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不可复制的奇迹。

因为要赶去参加培训，我在校园里只流连了大约一节课的时间，纪念碑、纪念馆、四烈士墓，都是走马观花，却独独在这栋重建的教室里夙愿得偿地坐了一会儿。我觉得即使是重建，教室依然是与历史离得最近的空间，我必须得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就当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还有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或者胡适、钱穆、傅斯年，都还站在讲台上吧。

曾有过十年的讲台生涯，也算桃李遍天下了。唯在这间教室里，我深知自己连做学生的资格都不够。我愿意做个旁听生。做个旁听生也是足够奢侈的，因为任教的每一位都是大师级人物，不是人人都有亲炙教泽的幸运。教室里没有课桌，木质座椅右侧扶手被做得很宽大，如同船桨，以实现桌子的功能。一个时代最坚定的梦想，就在这样的桌子上一丝不苟地写就。

下午的培训课上，主讲人都是传媒大咖和行业翘楚，个个学识渊博，口吐莲花。恍惚中我有些分神，觉得自己仍置身于联大校园甚至是那间教室里，竟下意识地把课堂笔记本移到座椅右侧扶手上。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是，西南联大留给昆明、留给高等教育、留给当代中国的精神遗存是什么。坐进教室那一刻，答案愈加明朗：爱国、乐观与坚忍肯定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对“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的坚守。直至今日，在重温西南联大的光辉校史和杰出校风时，这样的坚守仍足以将更多不甘于平庸的学人唤醒。

怎么能不羡慕生活在这个校园的师生，每天都在大师们的身正为范和精神映照中雕刻青春。三校北归后，把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无疑是回报与感恩并存的深情传薪。我相信联大的春华秋实与流风遗韵，早已从校园漫延到整个城市，融入了昆明的血液。犹不敢忘怀的是，抗战胜利后，几位师生跋山涉水，来到关外吉林任教。焉能说，我的学缘结构里不曾有过西南联大的血统？

告别讲台又是十年，转而与讲台上的人物频频对话。在高校做新闻，最终要承载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常常被我作为叙述原点。从昆明归来后，思绪更是常常回到曾经坐过的那栋高过了无数大楼的教室里——补上那一堂课后，我的学问还是这些，唯在谛听真理，重获弥足珍贵的提示、启示与警示之后，生命望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吉林北华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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