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同质化写作于迪

对抗同质化写作

金宇澄在当代文学中不算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表《失去的河流》《方岛》等作品后便中止小说写作，20年后以长篇小说《繁花》重返文坛，夺人耳目。此后又修订出版了文集《洗牌年代》，回望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而最近的新作《回望》更是以与众不同的形式展开了对父母家族往事的追忆。

《回望》共分四个章节，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叙事”，分别以父亲、母亲、“我”为叙事对象。同一本书中，采取三种不同的叙事来叙写同一段时光，这是作者在叙述方式上的新意。父亲和母亲对于同样的事情可能说法并不相同，作者恰恰将两种叙述都按照原状，摆在读者眼前，让你自己去感知和判断。

当下小说写作存在许多问题，作家、批评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如思想能力的孱弱、想象能力的缺失、批评精神的荒芜、语言的苍白等。而作为与新时期文学几乎同步的文学杂志编辑金宇澄的看法可能更加具有现场感，只不过他更关注怎么写的问题，他在访谈中指出当下小说的一个症结是：“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残守故事完整性，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功能丧失殆尽。”《回望》的语言洗净铅华，不耍花腔，表面朴素平淡，却又十分精致讲究。尤其是书中第三部分母亲的口述史，以时间顺序将自己坎坷而又温暖的一生娓娓道来。“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蔑竹弄\’。”“我母亲一八九八年生于南京，籍贯安徽铜陵。”“我父亲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浙江慈溪，后迁庄桥，读过两年私塾，十三虚岁在宁波银楼当学徒，白天打杂，晚上练字、练算盘”，简单清晰的语言，三言两语便将家庭背景记叙清楚；“几个‘镜头\’一直留在眼前：我躺在床上，捧着奶瓶吸奶”；“父亲常让我帮他把长裤脚拉直，带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作者“细细描述作用于他们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百川归海，最后合力于他们的走向”。父亲母亲将时代给予他们的苦痛一一吞咽，默默无言，生命的尊严在历史的映衬下显得更为崇高厚重。

另外，在书中充斥着的大量人物日记、书信、笔记和照片等也成为此书的一大特色。同时，《回望》还呈现了历史事件中隐秘的一面。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没有历史事件本身是内在悲剧性的”“因为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来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在第二部分《黎里·维德·黎里》回忆祖父的友人沈剑霜、父亲的玩伴沈玄溟时提到一位姓吴的青年医生，这位吴医生与沈玄溟的母亲有染，逼死了他的父亲沈剑霜，但又与玄溟的妻子私奔并席卷了所有金银首饰、钱庄存款，沈家败落，玄溟母亲与玄溟也相继去世。但接下来又写吴医生在抗战期间为党组织通风报信，使中央地下吴嘉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同时不加筛选地展现一个人物的两段历史，并列“悲剧性”“喜剧性”的历史事件，从而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幽暗，令人感慨万分。

《回望》作为非虚构作品，在经过作家的各种叙事处理后，呈现出来的其实也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显示的介入性写作姿态。

许多作家步入晚年，都有写回忆录或个人传记、家族叙事的趋向。张爱玲虽在早期小说中不断批判她的那个让人“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的旧家庭，逃离自己的父亲和冷漠自私的母亲，但在晚年写作中，却不断“回望”家族，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出现了父女之间难得可见的美好时光；白先勇也在近年开始写作有关父亲白崇禧的传记文学。金宇澄作为深负反思和自省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晚年深切回望家族历史，回望父辈岁月，虽是大时代的点缀，却是真实存在不可漠视的。这需要一种知识分子立场。作者认为父亲的笔记“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绝不是沮丧和黑暗的”是专门为他而写，是用来提醒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立场。而父亲一生中所经历的坎坷和父亲隐忍沉静的对待方式，都彰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独立精神与人格，也将鼓舞与照亮作者的人生之路。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须根，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发生的同时，迅速脱离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回望是一种仪式，让所有经历的、看到的甚至看不见的，都落得安宁。而作者在书中采用的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洗尽铅华的语言和呈现的大量照片、书信、日记等资料，力图重现真实的历史与记忆，展示了作者努力避免同质化写作、追求文学探索精神的先锋精神，以寻找的姿态，梳理细节，深情对待那个父辈曾走过的动荡岁月，追忆自己的来时路，在回望中获得生命的静谧与安宁。

（《回望》，金宇澄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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