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开始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在拟定的条例中,违法停放的机动车将被罚款和扣分“双处罚”,引起广大车主议论纷纷。
绝大多数人并不反对为规范停车秩序而提高违法成本,犯难的是怕找不到合适的停车位。不怕罚的总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选择游击队员般的生活方式。乱停车可能会妨碍交通、阻碍急救、激化矛盾,没有哪个人喜欢自找麻烦。
治理是不断改进的过程,消灭了老毛病,往往还有新问题。以前千方百计都没禁住的黑摩的,逐渐被共享单车挤走了,可又滋生了人流量大的地区单车的占地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并不缺少解决停车难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实践,一些小区的错峰停车、闲置办公和商业车位的夜间开放、停车APP的整合引导等,都在紧张条件下改善了停车状况。然而,类似的探索要深入和普及,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公众一起打好配合。有些新问题的解决,其实已经超出了交管部门的职能,需要多个部门在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共同努力。
当然,规范市民的停车行为,也是继续提升停车供给和服务的基础。鉴于当前的紧张状况,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汽车与生活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当下的停车之难,其实是在还过去小汽车导向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债。小汽车数量迅猛增长的城市,必然要求越来越宽的路、越来越多的停车场、越来越短的红灯时间,而当人们转而追求“和谐宜居之都”、当城市老龄化日益成为现实、当土地使用已接近极限,对汽车加大约束也在所难免。在北京一些公交完备、自行车和步行方便的区域,汽车已经不再是一种刚需,而成为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累赘。
转型可能带来诸多不便,但难以回避。十几年前,有位学者参加推动公交优先发展的会议,市长只给他5分钟时间发言,现在决策者则能够听一到两个小时。转型期的城市治理者,要勇敢面对治理中出现的弊端和病灶,也要真切分担老百姓的现实压力,科学规划并灵活调整方案,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许多时代命题。 (艾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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