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管理智慧更在立法外

12日，《广州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草案）》（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在广州市法制办网站上公示并征求意见。《管理规定》围绕垃圾分类工作的“三化四分类”，促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实行分类收集、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根据《管理规定》，单位和个人混投生活垃圾的，个人最高罚200元，单位最高罚3000元。

(4月13日《广州日报》报道)

垃圾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是现代城市文明进步的标识之一，一方面它代表了市民整体的文明素养；另一方面它也是垃圾综合利用在入口环节的具体体现。对于垃圾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不管是基于环保还是培育市民良好的生活习惯，应该来说都不缺少这方面的认识。在我国，16年前，全国8个城市就开始试点垃圾分类，包括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先后就垃圾分类进行了立法，去年国家住建部提出建立城市垃圾分类强制制度。

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垃圾分类的推进效果并不明显。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明习惯的培育需要很长的周期，不可能一蹴而就，简单立个法、制定个规定，毕其功于一役，显得过于理想化。类似的问题，如公共场所不乱扔垃圾改变起来都显得尤为艰难。

其次，垃圾分类与定点定时投入，也不是单纯的管理命题。早在2011年北京市就有类似立法，而3年过去了，效果依然甚微。可见，管理固然需要罚款，但罚款却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如，日本对垃圾分类有严格处罚制度，大件垃圾不预约投放将被罚款，表面是惩罚，但前提还是“预约”服务。而类似有严格约束制度的发达国家，处罚的背后都有十分完善的服务体系，而这些才是城市该关注和学习借鉴的。如何在引导居民科学分类、定点定时投放上，还需要更多的服务对接，比如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公众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将垃圾分类变成公众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加大基础投入，让每个单位和家庭有条件实行分类；抓好清运对接，要尽量将垃圾的投放与运输环节相衔接，赋予居民垃圾定时投放的便利；建立奖励机制，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如，一些城市推出可回收垃圾有奖积分、可回收垃圾冲抵物业费等，都是不错的尝试。

第三，垃圾分类还是垃圾回收利用的经济命题。垃圾没有回收利用的完整处理链条，垃圾分类毫无意义。并且，垃圾回收利用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才是支撑垃圾分类入口环节的经济基础。从发达国家执行垃圾分类的情况来看，但凡执行得好的都是垃圾回收利用效益比较充分的国家。如美国，2011年美国废料回收再生原料超过1.35亿吨，相关产业提供了46万个工作岗位，产生综合经济效益870亿美元。如果垃圾分类成了赔本的买卖，那么垃圾分类所需的成本，有可能成为政府与居民的负担，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垃圾分类的推进。

此外，垃圾本身是消费行为的产物，既要从垃圾的产生的源头控量，如治理过度包装、对特殊行业如快递实行包装物强制回收和综合利用，也要建立垃圾循环利用从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提取成本，纳入到相关经济政策中调节，建立税收反哺机制，真正让垃圾处理变成产业，使得垃圾分类收集的可行服务与管理成为可能。

总之，垃圾分类管理的智慧在立法之外，需要从长期性、系统性的角度来寻求方案与机制，管治并举，打好持久仗。

□房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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