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成都)
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刀刀留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40余年了。除了偶尔写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和小说,留下了10本诗集近千首诗歌,而能够让自己满意、聊以自慰的有,长诗《重庆书》《三星堆之门》《成都词典》和两三本诗集。
然而,这所有的写作都是我所珍视的,因为那些文字已经成为我生命的胎记。
转眼已过花甲,我在近10年经常挂在嘴上的“年事已高”,真的高了。
现在身边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已经不写了。其实这很正常,“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如今,一杯清茶,一个案头,一张宣纸,涂点字画,也是自得其乐的安逸。
这把岁数,只要谨记做一个“好老头”就够了。但也有意外,一个是已故的孙静轩老爷子,他生前似乎就没有停过笔,那年72岁,又写出数百行的《千秋之约》。
记得老爷子写完这首诗,很激动地到我办公室拿给我看,那神情就像孩子似的,而且那孩子刚刚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这是诗人的气质,一种永远的激情,永远的写作状态。这首诗是诗人拜谒陈子昂墓的凭吊诗。这首诗感染我,打动我的是诗人的率真和勇敢,是诗中力透纸背尖锐的力量。
我想说,一个诗人,没有他那样的生命体验,没有他那样的生活阅历,是不敢提笔,甚至提不起那支笔的。这首诗非老爷子莫属。很显然,这是年龄问题,当然又不是年龄问题,个中感受大家心知肚明。
另一个张新泉,现在也是70多岁了,拉二胡不说,吹笛子可是气力活,一曲下来,满堂喝彩。重要的是笔耕不辍,新作接二连三,而且写得青春、灵动、深邃、力道。
一个耄耋老人,能够留下“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的佳句,广为传播。
我把他们视为榜样。一个走了,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单纯、洒脱。一个健在,身体硬朗,白发如雪,一如他为人为诗的干净,心无旁骛。所以他们的写作不会因为年高,也不会因为退休而终止,与生命同在。
这是真正意义上对诗歌的虔诚和敬畏,诗歌之外的得失和计较,在他们身上没有依附之处。
我不是一个勤奋写作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基本上是在边缘,想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参加任何派别,不肯入“流”。那个时期的报刊上经常出现我的名字,现在翻捡出来有不少令自己汗颜。
1986年徐敬亚的诗歌流派大展,我的作品属于散兵游勇;1988年的《萌芽》杂志,居然有我、阿来、龚学敏的诗歌在同一期同一个栏目集结;1989年《星星》封三的青年诗人肖像,我和阿来两个人的青涩,竟是那么的可爱。
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们会天天在红星路二段85号进出,在同一个甑子里舀饭吃了。这也是缘分,所以格外珍惜。
我现在的写作状态越发清晰,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与社会保持一种关系,能够与自己的生活经验保持一种关系。
这样一个向度的确定,反而让我“勤奋”起来。
感谢“花甲”,我可以自主选择参加那些例行的公事,可以自主选择那些可有可无的应酬,可以一个人给自己闭关,三五天不下楼,在电脑上敲打属于我自己的文字。
我知道,这是一种陷入,远不如一杯清茶、一张宣纸来得惬意。但这样的陷入,让我获得一种兴奋。就像我特别喜欢法·奥哈拉[美]有首关于诗的《诗》,其中两句让我谨记:
“你不必竭力不去陷得太深/你可以永远走开如果你太害怕”。
我想,我应该不会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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