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俗杂糅的中国人

赵焰

古代中国人，基本上是宿命论者。因为缺科学和理性，对外部世界缺乏清醒认识，大都相信命运，相信神灵，只是程度不一罢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乐文化，重祭祀，信天命，保持高度的泛神论。王莽新政，天下造反，王莽坐在宫殿里，手握玉尺，仰望星空，对眼前的激战视若无睹，口中喃喃自语：“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造反的军队冲了进来，王莽安坐不动，毫不反抗，自以为天命在身，老天会保佑他，结果呢？根本就没有神灵保佑，照例被砍了脑袋。

“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命”是本命，是先天的，像出生在哪个家庭，是否富庶，不是个人决定的；“运”呢，是后天的，是不确定的，是带有偶然性的。在中国人看来，“命”是不可改变的，运气呢，却可以改变。就像一个人生在穷苦人家，不过却可以通过科举，通过个人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以“运”来改变“命”。

中国人讲命、讲运，还讲道和德。中国人认为道是天地的核心，德呢，是道的体现，它们都是跟宇宙天地的根本连在一块的。孔子一生求“仁”，什么是“仁”？就是“道”与“德”在人身上的体现。若一个人有道又有德，就会呈现“仁”的状态。“仁”的状态是什么样？“仁者爱人”、“文质彬彬”。外在气息好，内在品格好，又怀有善心的人，就是仁者，就是君子。

儒家是生命的正能量，是一日三次的正餐。中国人以儒家思想长高长大，身体里的钙质，就是进取；皮肤上的光泽，就是和谐。

道家思想，像是魏晋时候的“五石散”，有兴奋的作用，也有迷惑和麻痹的作用。它治疗了很多中国人的头痛脑热心绞痛，宽慰了不少中国人的情绪。道家崇尚天然，自由畅达，富有浪漫和诗意的气息，弥补了儒家的呆板和守旧，激活了中国人性灵的一面。别的不说，只是道家的浪漫思想，就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大力量。中国文学艺术中，稍稍有价值，能愉悦中国人的心灵的，都浸淫着道家的自由意志。

至于佛家，对于中国人的慰藉作用，相比道家，是整体上的。道家的慰藉是“个体主义”，佛家的慰藉是“整体主义”。佛家对人的慰藉，比道家更有包容性，更深厚也更博大。道家只是“特立独行”的个体，佛家呢？像一个巨大的救难所，可以包容一切人；道家只是稍稍抚慰人的灵魂和性情，佛家呢，有着满满的终极关怀，承诺会让人得到超越。

打一个比喻，道家在慰藉方面，更像“小乘”，注重于个体的修炼；佛家在中国，更像“大乘”，给人的感觉口气更大，气魄量更大。为什么气魄如此之大，还是一个思维和做派的习惯问题。中国文化一直有家国情怀，喜欢把个人抱负，融入到国家天下之中，以拯救苍生为己任。行大乘，其实有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成分。

道家精神和儒家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阴一阳。林语堂说，顺利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这话说得形象生动。儒家是负责进取的，道家则是负责旁观的；至于佛，因为牵涉到归宿和来世，是人人都不排斥的，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钱人信佛，是想把钱带到下一辈子；没钱的人信佛，是希望能改变命运。

儒释道，都缺乏愤怒，无论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民间温柔敦厚的诗歌，还是老庄哲学、印度佛教，都是让人们消解愤怒，把原因归结于天地的不完美。故中国的文化中，难得有“恨”，只是多“怨”。

人的情感，无论哪一种，都可以向上或者向下，可以升华也可以堕落，可以成高兴事也可以成丑恶的事。老庄和儒家，是情感的上扬，找到了一条好的通孔；恨与怨，是情感的下行，没有找到通孔。相比较而言，恨比怨，更接近于极端，更是一种堵塞。中国人讲中庸，情感也是中庸：上行的情感，只到游离人世，不到超脱人世；下行的情感，至多到“怨”，尚未到“恨”。游离和怨，只是世弃，没有达到完全的弃世。弃世便有反抗了，对社会形成了挑战。上行者，中国比较多的，是能见道，也颇能自得的陶渊明，少置一切于不顾，弃权世界出走的释迦牟尼；下行者，总以为帝王既惹不起，贩夫走卒又犯不上，一般到了牢骚为止，不再进一步激化。

也有例外者，就是那些莽夫草寇们，不管这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呼啦啦地扯起造反大旗，连猫子、狗子也饶不过。

儒释道，是从世俗土壤中长出的三棵最粗壮的树。树既然长出，就不属于土地了。土地不仅会继续长出一些树，还会生长各种各样的草。草在成为树之前，就是各种各样的世俗精神，也可以说是各种文化的背景。世俗文化不是中国文化单有的，各个地域、各个族群都有，它是地域和族群文化的一个底色。不过这个底色，是不相同的，欧洲有欧洲的世俗文化，中国有中国的世俗文化。欧洲的世俗文化，偏重于商业特性；中国的世俗文化，偏重于农业性。为什么？欧洲社会以商业为主导，中国世俗社会以农业为主导。比较来说，商业精神更智慧也更狡猾；农业精神更世故也更精明。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国的世俗精神来自什么呢？来自农耕文明的社稷文化，来自农耕文明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平衡，来自于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法则。

世俗文化，优点是贯穿着很强的处世智慧，有辩证法，有方法论，实事求是，非常起作用。弱点是没有高度，没有坚守，没有理想，没有浪漫，缺乏想象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多，交集在一起的时间长、频率多，世俗文化自然兴旺。中国有一整套的世俗文化的结晶：早先春秋战国时的杂家，即为世俗文化，其经典代表作，是吕不韦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黄老之道中，有一部分，也是世俗文化，讲的是常识，是人生存的法则。

常识和经验判断，必有智慧和狡黠，成为兵家谋略，一点也不奇怪。《水浒传》是世俗文化，《金瓶梅》也是世俗文化，王朔的小说，也是世俗文化。中国的戏剧，在官家“寓教于乐”的干涉之前，同样属于世俗文化。世俗文化，就是讲常识和欲望，不迂腐，不虚假，不道貌岸然。因为常识在手，富有生存经验，有时候对佛也好，儒也好，道也好，官家文化也好，暗地里还有些瞧不上。很多时候，常识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当儒、佛、道一个个言不由衷之时，只有他，会没心没肺地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

举一个例子：普通妇女看《红楼梦》，会情不自禁地说：“林黛玉那么古怪的一个人，跟婆婆的关系一定很不好，谁娶了她，谁肯定倒霉！”这个评价是什么？就是世俗看法，是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一种看法。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曹操头痛，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佗曰：“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根除。”曹操断定华佗大言不惭，或者心怀叵测，将华佗下了监狱。曹操为什么不让华佗开颅？是出于常识。用斧头劈开头颅，常识告诉我们会送命。如果曹操听信了华佗的话，会死得更快。

世俗精神，很少谈理想，基本谈常识，变实用。常识有哪些？没有提升之前，就是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比如“有奶就是娘”，比如“好死不如赖活”，比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等等。俗话说“男不养猫，女不养狗”，为什么？因为猫集漂亮、温柔于一身，极有魅力；狗集勇敢、老实于一身，极忠诚。男养猫之后，觉得女子都不如猫；女养狗之后，觉得男人都不如狗。这一个“俗话说”，就有很高的智慧。

真理和常识的关系是：真理是天上的雨，常识是地上的水——常识尚未被人们认识时，就是真理；当真理被绝大部分人认识的时候，就变成了常识。真理变成常识，又形成共识，就像雨水渗入大地，进入土层，滋养着万物。

常识是世俗社会的东西，是基本原则，是必要的。常识是要讲的，不讲常识，往往会别有用心，或者成为野心家。可是光讲常识，甚至光讲智慧也不行，得有超越，也得有牺牲和追求。就像一个人，没有理想、情怀和境界，终究难成大器。

世俗社会就是大海，各门各派的思想呢，就像岛屿。岛屿从海中跃出，不简单。可岛屿不是海，也不能替代海。与海相比，岛屿只是九牛一毛。

世俗精神是需要提升的，世俗的精神得不到提升，那种世俗中生发出来的好的东西就不能上行。中国的世俗精神，一直为知识人所瞧不起：儒家喜欢居高临下，采取的是“填鸭”式的教化态度，倨傲而武断；道家呢，也是倨傲，方式是游离偏颇，神鬼莫测；佛家呢，不是改造，是带领人们逃避。这样的方式，都谈不上对世俗精神有提升，很多时候，中国的儒释道与世俗精神，一直是“两张皮”，总是隔了一层，互相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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