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记者眼里的中国抗战

《建国大业》剧照□本报记者 江丹

在中国，美国人白修德的两个身份最为知名——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驻重庆的一名美国记者。最近，他的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在中国出版上架，其中不乏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借助这位美国记者的观察，我们有机会从一个陌生的角度去了解我们所熟悉的抗日战争历史。

金花成了抗战女英雄

1939年4月10日，年轻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白修德乘坐飞机，来到当时中国的陪都重庆。飞机刚一着陆，白修德和同行的其他乘客便被飞行员赶下飞机，外面等候的乘客则被招呼着赶紧登机。引擎轰鸣，飞机转眼又飞走了。飞行员知道，多在陆地上停留一刻，都有被日军巡航飞机发现的危险。

白修德才23岁，毫无经验，但是他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身份依然足以帮他获得蒋介石政府美国顾问团的工作，尽管只是其中等级最低的一名成员。白修德负责监督“中国新闻委员会”的新闻特写报道，蒋介石政府希望他经手的战时中国新闻能够向美国传递一种信号，让美国相信中美之未来在于联合抗日。

白修德与其他外国记者一起，住在国民党政府宣传部在其后院建的一个媒体招待所里。那些外国记者是被派遣到重庆报道战争的战地记者，每天都需要上交新闻稿，但在当时，真正的战场离重庆尚远，往返一次前线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为了完成报道任务，无论多小的悲剧都会成为他们的报道素材。有的外国记者是可以操控的，刚到重庆就获得了蒋介石政府的宴请，之后的时间同样沉溺于杯盏之中，他们的通讯稿都是白修德在新闻委员会的办公桌上代笔完成。还有的外国记者对报道抗日战争及中国抗战精神十分积极，只是报道中充斥着他们的主观臆断。

白修德发现，在当时重庆的中国报纸上，同样难以看到真实的中国战况。在那些报道中，日军叫“倭寇”，日军发动的袭击则叫“鬼祟潜行”，而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则会被报道成“重大的战术性侧翼包抄行动”，如果前线打了小胜仗，那么报道的结尾一定会说中国军队缴获武器无数。1938年，日军占领汉口，如此重要的新闻一周之后才在重庆公布，说法还是“汉口发现敌军踪迹”。

为了给那些外国记者提供新闻素材，白修德绞尽脑汁，不惜杜撰新闻。他曾塑造了一个叫金花的女游击队队长，她高大强悍，是一群抗日勇士的领袖，并找了一张年轻女性身着军装，腰上别枪的照片做配图，在一连几个月的报道中，在外国记者那里，金花成了仅次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抗战女英雄。

这其实是一场大悲剧

在白修德眼里，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相当彻底的政府。蒋夫人宋美龄毕业于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财政部长孔祥熙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几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宋子文等则分别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教育部长陈立夫则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学位，除此之外，从卫生官员到盐政官员再到外贸官员，重庆政府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曾留学美国。那些驻外使节则基本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驻华盛顿大使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驻巴黎大使顾维钧则拥有3个哥伦比亚大学学位，还曾担任过该校校报编辑。白修德甚至在这里组建了一个中国哈佛校友俱乐部，他发现，“哈佛大学毕业生在蒋介石重庆政府高官中占比之重，是他们在约翰·F·肯尼迪华盛顿政府高官中都达不到的”。

白修德认为，这其实是一场大悲剧。这些高官“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他们并不了解百姓，甚至不了解他们暂时躲避的重庆古城。他们一味追求美国的思想和方式，却忽视那些东西与他们脚下的土地是否合适。比如，他们从美国那里学习现代中央银行系统，知道了中央银行如何印刷钞票，“最终结果却是纸钞贬值，几成废纸”。再比如，陪都重庆的市长吴国桢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有志向，有抱负，在他的建设下，重庆开辟出消防专用道，修复了供水总管道，就像一个美国市长在美国城市里做的那样。可在被轰炸的重庆，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民。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军对重庆连续发动了两轮轰炸。原本在嘉陵江边欣赏日落的白修德看到，伴随着由远及近的嗡嗡声，27架轰炸机组成的日军编队远远驶来，像一个个小黑点，在空中连成一线。重庆这座老城在遭遇现代世界的第一次野蛮碰触后全然惊慌失措，道路上蔓延着火海红光，拥挤着匆忙逃命的人潮，充斥着女人的恸哭声和男人的叫喊声，以及竹料被烈火吞噬后竹节的砰砰炸裂声，火人从坡上冲下，满地打滚，试图熄灭身上的火焰。

“官方数据报告称，那一夜日军投放燃烧弹，导致约三四千人烧死；只是现在再回头看去，那晚到底死了多少人已经不重要了。那次轰炸创下了当时轰炸机造成伤亡的最高纪录。”白修德在书里写道。

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

1944年10月22日，白修德离开重庆，搭乘一架美国货运飞机，来到延安。白修德说，他在延安的那几周正是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中国革命最契合的时候，因此那里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流淌着友谊的美酒。

每天早上，白修德都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内被军号声叫醒，然后食用早餐——烤馒头片和鸡蛋。白修德注意到，延安的老百姓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看上很健康。

在白修德的描述里，朱德高大魁梧，长着一个狮子鼻，外出时会顺道拜访美国人，品尝西方食物。在朱德的一次邀请下，白修德曾与之共进午餐，同桌的还有叶剑英。白修德回忆，那午餐就像家宴一样轻松随意，然后他们走到阳光灿烂的果园里，吃着冰镇的梨，喝着茶，一起玩文字游戏，比赛谁能在一句话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所谓”这个词，比如“所谓总统蒋介石在重庆的所谓政府正视图将所谓的国民党军救出所谓的前线”。在战时，这是难得的欢聚一刻。

在延安，白修德参加过毛泽东的一次演讲。“他边走边与人握手；他穿着黄呢子中山装，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白修德回忆。那次演讲的主题是使用一切中国本土医药资源救助人民及军队的必要性，他的人民与军队缺乏西药资源。

白修德坦言，毛泽东所说的，他有半数理解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扣动心弦的优秀演讲者，“他精彩卓绝、平易近人、极富表现力的台风，在我听过的所有美国政治演说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的表现能与之媲美。在台上，毛泽东会模仿，会配合手势，会四处走动，说话时会气沉丹田，压低声音”。

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白修德有机会作为一个记者采访毛泽东，但因为对方的气场太过强大，白修德感觉那似乎是一场老师指导学生一样的对话。在白修德看来，是毛泽东发明了现代游击战争的规则，在游击战争中，军装是毫无意义的，卷入战争中的男女老少无论是否身着军装，都必须奋起反抗。

“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白修德如此评价毛泽东，“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在后来的一些正式场合，白修德又见到毛泽东多次，但最让他难忘的还是初见之时对毛泽东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枪，而且可以迫使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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