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文学巨匠的书趣

汪曾祺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同学的散文中说：“西南联大的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无锡学派，无锡学派即钱钟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此说是一条重要的现代学术史的史料，可见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当时的钱钟书还是刚刚留学归国直接任职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并且仅仅工作一年即离职，他的《谈艺录》《围城》《写在人生边上》等的出版，还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种巨大的学术影响因何而来？这实在耐人寻味，亦可谓现代学术之“传奇”。

汪曾祺还一再赞同钱钟书著名的“打通”说。《作家应当是通人》开头即云：“钱钟书先生说他这些年在中西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比较\’，而是‘打通\’。我很欣赏‘打通\’说。”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立论创作应该“打通”，对钱钟书的“打通”之说，作了独到的发挥：不仅中西文学的打通，而且古典文学和当代创作之间的打通，乃至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打通。此说极是，亦可谓夫子自道。就汪曾祺的创作而言，或许我们应该补上第四个“打通”：小说、散文、诗、戏剧和绘画之间的打通。

虽然汪曾祺与钱钟书两人都是小说家，但艺术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汪曾祺明言“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阿佐林、伍尔芙和纪德”“我的小说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影响”。钱钟书的小说则与英国的奥斯汀、萨克雷诸人的作品近似。然而借用《管锥编》论《老子》所谓异类相通之说来看，他们的小说，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小说中的“发议论”的问题。汪曾祺反对在小说中“发议论”，强调“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围城》的特殊之处，就是随处可见的“发议论”！不仅叙述者大发“麻将当然算是国技”之类的议论，而且人物也爱“发议论”，诸如“局部的真理”“熟食铺子”等等，最著名的是关于“婚姻是金丝鸟笼还是围城”。不过汪曾祺还说：“我并不一般的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但议论必须很富于机智。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围城》不就是讽刺小说吗？《围城》中的议论正是以机智著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说：“小说家钱钟书往往不甘隐身幕后，忍不住会从旁指指点点，像是说书人。说书人太有个性，太有趣了，就算他借题发挥，暂时把故事搁在一边，我们也乐得姑妄听之，因为太好听了。”“《围城》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头跟其后穿插呼应的夹叙夹议。其议并非正规的说理，而是富于理趣甚至情趣的。”此说可笺疏汪曾祺所谓的机智。余光中还说，《围城》中的议论“短一点的一闪而逝，有如妙想联翩旋生旋灭的水泡，钱氏一向惯于挥霍。长的因字生字，因句生句，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乃是学富才高的自然产品，往往就成了可以独立观赏的小品文。”此乃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谓也欤？

汪曾祺十分重视语言。在《“揉面”——谈语言》一文中，他说：“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围城》中的议论，旁征博引，充满典故，语言也常常是有来历、出处的，这是引人注意的特征；《槐聚诗存》中的作品，语言的出处、来历是重要艺术特征；而《谈艺录》开篇总论“诗分唐宋”之后的第二则即为“黄山谷诗补注”，是此著的几十则笔记中的篇幅最长的一则，这不仅是钱钟书重视黄诗，也表明了钱钟书对黄诗的出处、来历这一艺术特征的重视。钱钟书的诗，受宋诗尤其黄庭坚诗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他在《宋诗选注》中，却不得不严厉批评黄庭坚诗和江西诗派的注重出处、来历，称为形式主义。但他的这种批评，否定的只是讲究出处、来历的弊端，而并未完全否定这一艺术技巧本身，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诗派的末流开刀，相反却对黄庭坚以及苏轼、王安石等人的佳作，不惜篇幅，特意指出某一句、某一联的出处、来历：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之一末句“时有归牛浮鼻过”是有来历的，并且是“点铁成金”。汪曾祺论“来历”时还说：“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这和黄庭坚的思想是一致的。（高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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