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年,北京大约有幼儿园适龄儿童60万,但目前本市的幼儿园只能解决40多万个学位,大约将面临17万的缺口。”北京在幼教领域面临着巨大挑战。于是,“吸引社会力量举办托幼机构,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写进了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两会期间,来自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的市人大代表卫爱民一份关于“机关企业应该恢复开办幼儿园”的建议,尤其引发热议。(1月29日《北京青年报》)
学前教育问题是近些年人们热议的焦点之一,而“入园难”“一位难求”是其中最焦点的问题。为一个学位,甚至须提前几天到幼儿园门口排队。于是,人们想起以前企事业单位自办幼儿园的情景。以前很多机关、厂矿自办幼儿园,除招收职工子弟,也对社会招生。拿北京市来说,自办园曾一度盛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同时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企事业单位自办幼儿园、托儿所的需求和动力明显降低。加上人们对孩子教育越来越重视,许多人将孩子送到专业性较强的正规幼儿园去学习。
从现实考虑,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可以缓解学前教育的缺口,也方便单位职工接送。一些单位幼儿园的旧址甚至设施还在,这为部分单位恢复自办园提供了条件。财政给点补贴作为启动资金,就可以复办。不过,事情看起来简单,细想却并非如此。一方面,学前教育专业性很强,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倘若自办园师资力量、教育教学水平上不去,摊子支起来,生源却不足,那就空耗了人力物力财力。
另一方面,办幼儿园不仅需要师资,还需要资金与场地以及各种设施,有一项达不到要求也不行。在城市空间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要各个单位都拿出一定空间做场地也不现实。尤其是购买各种设施以及学费收取、饭费收缴等涉及账目收支,在企事业单位账目越来越清晰的环境之下,如何下账也是一个问题。倘若缺失监管,不排除有“变异”可能:名义上是职工福利,却演化成部分人捞取不义之财的道具。
倘若各个企事业单位都自办幼儿园,不管经济上还是师资上,其监管会面临巨大考验。因为,幼儿园数量越多、办园的组织单位越向基层延伸,监管就越困难。如何保证每一个企事业单位幼儿园的老师都师德无忧,是个不得不提前考虑的问题。
恢复企事业单位自办园需多方论证,量力而行,切不可一哄而上。对于有条件且乐意自办园的,政府可以多扶持,同时在师资、收费诸方面做好监管工作。对于没有条件或不乐意自办园的,也不要强求,更不能以“红头文件”方式强制推行,以避免仓促行动之下,出现各类问题。不妨先做几个试点,提前发现问题,寻找短板,然后查漏补缺,弥补不足。若条件较为成熟且有了经验,再扩大推广也不迟。 (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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