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丘县划归河南的原因

通讯员 胡天生

按说，重建沈丘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恢复旧制，辖境、隶属关系都不改变，是最省心的办法。况且，即使要重建沈丘县也是南京凤阳府颍州的事，为什么河南省要操心劳力、那么积极地变更建置呢？

客观说，主要是为了化解泉河上下游之间因水利水患导致的矛盾。泉河是古汝水故道，自西汉末年从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开始出现断流现象，到东汉初年完全断流，上游改称汾水，下游称泉河，合称汾泉河。此后每当汛情到来，由于上游地势过高，当地官员不考虑下游同样受灾，总是一股脑地把水排到下游，导致下游灾情加倍；而出现旱情时，上游又总是尽快截断水源，致使下游无水可灌，加重旱情。如此一来，上下游之间自然会产生矛盾。过去在一个大的政区（道、路、省）时，矛盾还比较容易解决，往往是省级长官派一个比较公平精干的官员，就能顺利调停，将矛盾消弭于无形。现在突然变成了两个省，出现这类重大事件就要两省分别派员协商处理，甚至要两省的最高长官出面调停。调停不成，还需要朝廷派遣钦差大臣专门处理此事。由于客观原因（如长官进京或外出处理其它事务，因通讯、交通不便得到消息晚等）和主观原因（长官认识不足，情况不熟等），长官不一定能及时处理，日积月累，矛盾更加升级，甚至出现群殴、械斗。处理这类事件，过去有一个原则，叫“下游服从上游”。于是，本来受灾最重的下游，却总是处于受斥责的一方，官民心里窝火，更加不服，早晚有一天还会爆发。而正德《颍州志》所记刘节想在乳香台分置一县，“以拯边疆之民被渔猎于邻封者”，正是这种矛盾的真实反映。把县治设在乳香台，便于就近处理各种矛盾，及时把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中，稳定地方局势。

那么，为什么会把沈丘划归河南呢？主要是因为河南也想解决这个矛盾，在这一带设置一个新县，最好把矛盾地区都囊括进来，把两地变成一地，便于协调和处理上下游之间的矛盾。但河南是站在河南的角度来考虑设县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新县，把上下游地区都划进来，却是属于河南陈州。为了便于操作，新县的名字不能用新名，只有盗用沈丘旧名，听上去好像是整建制划拨，甚至只是用了一个名，几乎没有从颍州拨地。这就是新县仍叫“沈丘”，而颍州“仅”划出五个里，占了新建沈丘县几乎一半的地方。

至于是怎样获批的，这就更加容易了。当时正赶上弘治皇帝朱佑樘开始厌倦政务，不想上朝的时候。据《明史·徐溥传》，朱佑樘自弘治八年以后，渐渐懒得上朝，徐溥等大臣多次上书劝谏都不管用，而宦官李广却因为会炼丹、主持道教仪式而得宠。这显然是朱佑樘沉迷于道教“仙术”的结果。而此时内阁首辅徐溥多次请求退休，不准，便托病不问政务。到了弘治十年三月“甲子，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于文华殿议庶政（日常政务），后以为常。”（《明史·孝宗本纪》）“十一年春，（刘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首辅。”后沈丘就是这个时候“重建”的。

那么，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吗？还真有。因为刘健是河南洛阳人！皇帝懒得问事，首辅要求引退，实际主持朝政的第一大臣刘健当然最有实权。而刘健是河南人，家乡的事自然要办。第二辅政大臣李东阳是京师（北京）人，第三辅政谢迁是浙江余姚人，对这类无关利害的小事，知道就是了，谁有闲心过问？那么，只要陈州知州、开封知府或河南的督抚向刘健言明利害，陈述“重建”沈丘县的必要，此事就水到渠成了。毕竟在皇帝和内阁首辅看来，南京地盘那么大，割出一点土地给河南，还可以缓解地方矛盾，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有什么理由不批呢？就这样，沈丘县就逆流而上，“漂移”到了河南陈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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