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青年进化史

《立春》王彩玲 《黄金时代》萧红 《蜂蜜与四叶草》苍井优

□本报记者 江丹

前不久，一篇名为《张杨导演，我爱你》的文章刷遍社交网络。故事的女主角“小二姐”自述与导演张杨的一段感情故事，同时也引发读者对“文艺女青年”这个群体的关注。今天，“文艺女青年”成为一个带有情感色彩的称谓，这一标签下的人多被认为不事生产爱空想，穿着棉布裙子爱穷游。“文艺女青年”真的是这样吗？

热衷标榜孤独和爱情

西藏和云南是今天文艺女青年心中的两大流浪圣地，被她们视为最能洗涤心灵的地方。很多文艺女青年在遭遇情感挫折之后，会选择去趟拉萨或者大理来一次虔诚的修行，反思人生，重焕光彩。

有时候，文艺女青年还会将西藏和云南视为发生故事的地方，在那里最容易遇到精神契合的文艺男青年。这并不是没有逻辑的，他们因为一样的格调到了一样的地方，如果遇到一定很谈得来。

在文艺女青年与文艺男青年的搭讪话题里很可能会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会让他们迅速熟悉起来。曾有出版业业内人士表示，外国经典小说家在中国销量的大概排名里，马尔克斯第一。马尔克斯的登榜，离不开文艺青年的大力支持，他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一度是文艺青年的标配读物。

文艺青年追捧马尔克斯，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在这位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了精神归属，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艺青年群体是马尔克斯作品中国营销计划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的许多语句被摘出来大肆宣传，它们十分适合做文艺青年的社交网络签名，比如《百年孤独》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再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句“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

对不少文艺女青年来说，相较于翻阅书页才能知晓的故事，她们可能更钟情于书封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关键词，那里面有“孤独”，也有“爱情”。对文艺女青年来说，这正是她们热衷于表达和标榜的。

那篇风靡网络的《张杨导演，我爱你》，之所以吸引眼球，就是因为写作者“小二姐”详细叙述了一个文艺女青年与著名导演的一夜情，而在这个文艺女青年那里，这是神圣的爱情。

1930年代的“文学洛神”

《张杨导演，我爱你》刷屏之后，不断有声音嘲笑文艺女青年太天真幼稚，文艺女青年太惊世骇俗，但也有声音高呼放过文艺女青年。文艺女青年不应该是这样的，起码她们不应该是不事生产和不知世事艰难，起码她们不应该只是穿着棉布裙子穷游，只会空想诗和远方。

文艺女青年开始备受关注大概始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候的青年人对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炽热情感，一度将其视为争夺社会话语权的武器。因为时代关系，中国女性的知识教育也才刚刚起步，相较于文艺男青年，数量更少的文艺女青年因为稀贵和性别关系而尤其受社会瞩目。

萧红算得上是当时最著名的文艺女青年之一，被称为1930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去世时年仅31岁，她的一生不长，但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珍贵作品。在文艺女青年萧红那里，用手里的笔抗日和书写故土女性人生的悲苦远比空想静好安稳的生活要重要。

在萧红的文艺女青年之路上，鲁迅是一个必须提及的人物。1935年，萧红发表《生死场》，鲁迅最早发现萧红的才华，赞扬《生死场》把北方人民那“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表现得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1930年代，文艺女青年心中的圣地不是适合发呆和放纵的西藏、云南，而是文学真正的聚集地北平和上海，其中鲁迅就是上海文艺生活中的核心人物之一。那时候，鲁迅经常在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书店里与青年人见面，据萧红的回忆，鲁迅每天随身挟着一个包袱，“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1934年10月，萧红和爱人萧军到上海投奔鲁迅。第一次见面，鲁迅就给生活困顿的他们20块钱，使他们受到莫大的感动和鼓舞。当年12月，鲁迅还特意在家中设宴，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等人认识。

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回忆鲁迅先生》，虽然不是一时的爆款文章，但其中尽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对精神偶像应有的敬重。

生活在眼前不是苟且

在那篇《张杨导演，我爱你》中，女主角说自己是三毛转世，张杨则是三毛的爱人荷西，两个人是前世姻缘。三毛一直是文艺女青年的标杆和榜样，她浪漫洒脱的流浪经历和精神世界让许多文艺青年心生向往，而三毛与荷西的情感生活更是被文艺女青年视为爱情楷模。

1967年，三毛赴西班牙留学，1973年，她和自己的西班牙情侣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定居。她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撒哈拉的故事》一经发表，便在读者中引发极大反响。三毛笔下自由的生活态度、沙漠的诗意栖居、浪迹天涯的果敢等满足了人们对远方生活的所有想象，而一直心系远方的女青年更是对此神往。

在今天的文艺女青年强加给三毛的滤镜中，真正与文艺有关的文学写作已经可以忽略不计，被放大的则是她的爱情和流浪。在很多文艺女青年眼里，精神上的远方与物理空间的远方是在一起的，生活在眼前，就意味着生活在平庸和苟且里，而这正是她们所要想尽办法逃离的。

顾长卫导演的电影《立春》里，塑造了一位足以让今天的文艺女青年想坚决与之划清界限的文艺女青年王彩玲。王彩玲是1980年代的中国一个小县城里的普通声乐老师，但她的梦想是在北京和巴黎的舞台上表演歌剧。她身材臃肿，牙齿外凸，没有棉布裙子，皮肤不够白皙，即使用美颜相机也拍不出小清新的照片，虽然有一副好嗓子，可她不开口别人根本不知道。她也想着“生活在别处”，但一番努力后却发现就连本来的生活之地都快没她的地方了。

王彩玲这样的1980年代文艺女青年的困境在于，社会壁垒层层，他们有梦想、够努力，但机会太少。30年后的今天，文艺女青年的群体愈加庞大，但她们已经不爱梦想，爱空想了。

从萧红、三毛、王彩玲到今天的一篇爆款文章轰动社交网络的“小二姐”，文艺女青年身上先锋勇敢的味道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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