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和乐黛云：让未名湖见证风雨同舟

汤一介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不仅对儒学研究颇多，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出版《中国儒学史》，其婚姻也如儒家经典《诗经》中所描述的那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和妻子乐黛云在北大未名湖畔携起手后，就相濡以沫，在风雨人生中相伴半个多世纪……

两支烈焰汇聚，生命因爱丰满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在与妻子乐黛云合著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汤一介在序中这样说。从青春到迟暮，在未名湖的见证下，他们风雨同舟。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怀着革命热忱报考了北京大学英文系，父亲是中学英文教师，她从小便熟读外国文学，受屠格涅夫笔下革命女性影响，渴望做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阴差阳错，她的入学考试作文赢得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喜爱，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乐黛云热情直爽，积极追求进步，很快担任了北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委员。在工作中，她与担任组织委员的汤一介熟识。汤一介大她四岁，同样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北大教授、国学大师汤用彤。汤一介给乐黛云讲天坛的斗拱，讲建筑史；而乐黛云在北大组织晚会、指挥活动，朦胧的情愫在彼此欣赏中萌芽。

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性格上的大相径庭非但没有成为障碍，相反，更加吸引对方。在写给乐黛云的信中，汤一介热烈地表露心迹：“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乐黛云的回应同样豪情满怀：“生活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生死与共，互相信赖

1952年，两人结婚了。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汤一介去了北京市委党校，乐黛云留北大教授现代文学。1956年，汤一介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又回到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国学底子深厚，一个外文扎实，举案齐眉，两人简单的日子平实而幸福。

1958年，乐黛云正在筹备中的一本刊物出事了，其中两篇文章选题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干部，攻击军队”，虽然选题与她无关，但她是书记，又是发起人，1958年，正在坐月子的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党籍没了，工作停了，同事划清界线了。汤一介给北大中文系相关领导打电话：“乐黛云17岁入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因为“划不清界限”，汤一介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孩子刚满八个月，乐黛云就被下放劳动了。汤一介坚信她不是“右派”，坚持每周给她写信，信封上坚持称呼她“同志”。=他被揭发，反右倾中，又遭到了批判。但汤一介始终没想过离开乐黛云。而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即使是最黑暗低沉的日子，她也会扎一条鲜艳的头巾。是汤一介的信，给了乐黛云希望、勇气和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

“文革”开始。因为和邓拓的一次谈话，汤一介每天要写检查，交待“罪行”，没完没了地挨批挨斗。有段时间，汤一介整天被关在哲学楼审判，回校参加劳动的乐黛云就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白天干完活，晚上坐在哲学楼的台阶上等他，“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也找不着。”这种风雨无阻地等待和陪伴给了汤一介最大的慰藉，支撑他度过了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的最险恶的日子。

最好的爱，莫过于此

1969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到江西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在“五七干校”，因为要把泥做成砖，乐黛云的腿整天泡在水里，由此落下了病根。

相继恢复工作后，汤一介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乐黛云则“另起炉灶”，成为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他们重拾年轻时的习惯，黄昏时沿着未名湖走一走，交流学术，两人相携而行的背影成了北大一道浪漫的风景。喜欢大自然的两个人，还一起去看壮丽的冰川、飘逸的云彩，波罗海边，莱茵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牵手相依的背影。

76岁高龄时，汤一介发起并主持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儒藏》工程，而那时，他已被查出肝硬化。尽管为他的身体担忧，乐黛云还是选择支持，因为这是汤一介从九十年代起就有的梦想。六十年相扶相携，他住院，她也“住院”，只为陪伴他;她腿不好，在湖边散步时，他便紧紧搀扶着她。

2014年9月汤一介逝世。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副挽联令人动容：“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携手半个多世纪，忠贞爱情成就了两位学术大家，斯人虽已去，但未名湖畔那两只同行的鸟儿，成了北大学子记忆深处的美好。 (据《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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