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记者黄薇难忘的延安之行

郑学富

1938年7月，华侨女记者黄薇到延安采访。在延安的一个多月里，黄薇有幸四次见到毛泽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主动与

黄薇打招呼

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县一个书香门第的黄薇，曾留学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先后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国，期间曾到台儿庄前线采访。

1938年6月下旬，黄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随同“世界学生联合代表团”到延安采访，受到了延安边区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黄薇等人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新中华报社和印刷厂等。所到之处，犹如春风扑面，黄薇倍感新鲜。“大家为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目的而来，志愿相同、理想一致。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是一种革命的同志关系。延安是一个革命大家庭，也是一个大熔炉（摘自黄薇著《风雨人生》）。”

一天晚上，黄薇应邀观看联欢晚会。一千多人济济一堂，有干部、军人、学生和群众，会堂内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耳边飘荡着雄壮有力的抗战歌曲。突然，黄薇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随着大家的目光，她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打着补丁的灰布军服的人，边走边和头上系着白毛巾的老乡谈话，那人走到黄薇后面的那排座位上坐了下来。令黄薇意想不到的是，那人主动与她打招呼：“是黄薇小姐吗？”黄薇连忙回头答道：“是。”那人伸出手亲切地与黄薇握手寒暄。黄薇定睛仔细一看，与她说话的竟然是闻名中外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尽管之前没见过毛泽东，但黄薇见过他的照片。“在这里，我亲眼看到，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他不需要特殊的座位，而是那么和谐地同普通老百姓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对于我这个外来的新闻记者，他不需要通过着重的介绍而主动同我打招呼、握手、谈话。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没有领袖的架子，一点也不显得特殊（摘自黄薇著《风雨人生》）。”

毛泽东深夜接见黄薇

1938年7月下旬的一天，黄薇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于晚上11时接见她和一起来的《救亡日报》《南洋商报》的两名记者。来人告诉她：“主席都是在夜里办公。”

晚上10时半，毛泽东的警卫员提着马灯来到黄薇下榻的西北旅社，接他们前往。当黄薇一行人赶到时，毛泽东正在杨家岭窑洞前等候他们。见到黄薇等人，毛泽东热情地同他们一一握手，并一起走进窑洞。“我环顾了一下这个既是会客室又是办公室和会议室的土窑洞，它和别的窑洞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墙上挂着两张大地图，书桌上摆着许多书籍、纸张和笔、墨、砚等，此外就是多了几张木板凳（摘自黄薇著《风雨人生》）。”

警卫员端来茶水，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延安这个地方很偏僻，交通不便，新闻记者来这里很不方便，特别是你们华侨记者从远隔重洋的新加坡来到这里，更是难能可贵。”黄薇则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外侨胞心系祖国、节衣缩食积极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对抗战的前途非常关心，所以黄薇请求主席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华侨的爱国精神，他说，“华侨同胞身在异国，但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请你们告诉华侨同胞们，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会胜利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信心。”此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刚问世，于是他给他们阐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指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听了毛泽东的论述，黄薇等人受到很大鼓舞。不知不觉中，已过凌晨，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可是毛泽东依旧精神饱满，毫无倦意。黄薇等人告辞时，毛泽东将他们送到窑洞外，一一握手告别。

几天后，黄薇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作的抗战形势报告。

毛泽东宴请黄薇

一天中午，毛泽东设宴请黄薇等记者到窑洞做客。毛泽东说，“今天请你们几位吃一顿便饭，我们可以再聊聊。”一位老乡听说毛泽东要请客，便把自家喂养的一只鸡送来，为餐桌增加了一道美味。毛泽东热情地请黄薇他们放开吃，而他自己吃得却很少。在餐桌上，毛泽东谈笑风生，语言风趣，态度随和。“他边谈边吃，从古今中外、政治、艺术到人情风俗，无所不谈。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毛主席知识渊博，记忆力很强（摘自黄薇著《风雨人生》）。”

当谈到湖南人和南洋华侨一样喜欢吃辣椒时，黄薇问道：“听说您吃西瓜时也要蘸辣椒？”毛泽东听了笑笑说：“有时是这样。”当得知黄薇的老家是福建龙岩时，毛泽东很感兴趣。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誓师出发，进军赣南闽西，在龙岩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此期间，颁布了《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修改了《土地革命斗争纲领》等重要革命文献，指导闽西各县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毛泽东还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毛泽东仔细询问了黄薇家住龙岩什么地方，黄薇说：“在龙门镇赤水桥村，我家是一座两层楼房，大门前竖立着三根石刻的大旗杆。”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我曾经去过那里，还住过几天，围墙内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黄薇连忙点头称是，不禁赞叹毛泽东的记忆力。毛泽东说：“因为你家是个书香世家，在当地很有名望，所以印象比较深。”黄薇说：“主席到我老家时，我已经去厦门集美中学读书了，如果当时在家，我一定会跟您去干革命的。”看着黄薇，毛泽东赞赏地点点头说：“很有可能。”

当毛泽东询问黄薇等人对延安的印象和观感时，黄薇说：“这里尽管很艰苦，但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大家同甘共苦，人们个个显得健康活泼、轻松愉快，延安是个新型的社会。”黄薇向毛泽东请求说：“我很想留在延安学习，想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受教育受锻炼，使自己快一点成长，为抗战多做贡献。”毛泽东听后说：“我早听说你有这个愿望，但是我认为你还是做记者比较好，特别是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抗战做贡献。”黄薇听了很受启发，知道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接着对他们说：“最近陕甘宁边区各界组织了一个慰问团，要到晋察冀边区去慰问参观。你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在敌人后方的工作、战斗情况。”

1938年8月中旬，黄薇随同慰问团离开延安，奔赴硝烟弥漫的华北敌后战场。她历时三个多月，行程数千里，足迹遍及三个地区四十多个县，采访了众多的八路军将领，共撰写了一百多篇战地报道，先后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连载了半年多的时间。很多海外华侨都是通过这些报道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情况，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他们中有不少人踊跃回国，参加抗战、支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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