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政治学者高奇琦：如何“驯服”人工智能（上）

“未来已经发生，只是尚未流行。”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这样说过。

如果说人类已经迈入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关口，那么这一轮革命的核心当非人工智能莫属。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被海内外视为中国力图占据未来核心技术制高点，巩固发展先机的宏图远略。

但是，如同工业革命初期引发的人们对于机器的忧虑一样，任何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在颠覆人们对未来想象的同时，带来的冲击也是未知的。

诚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所说：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

““颠覆性”一词是对人工智能影响非常贴切的描述。”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对这样一个可能具备空前颠覆性意义的技术发明，我们的社会和大多数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可能到来的冲击。”

5月20日，高奇琦在上海市徐汇区钟书阁举办了其新著《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的发布会。他在演讲中表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使科学已经从带领人们走出黑暗时代的“赛先生”变成了力量极其庞大却又似乎找不对方向的“利维坦”一般的骇人巨兽。如何驾驭这头巨兽，降低系统性风险，将是全人类集体面临的问题。

“大家不要以为人工智能只是科学家或创业者需要关心的事。”高奇琦呼吁，“每一个非自然科学的学者，甚至普通人，都应勇于跨界，关心和讨论人工智能的发展，参与未来规则的制定——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祉。”

中国拥有政体优势

澎湃新闻：您是一位政治学学者，为何会跨界研究一项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发明呢？

高奇琦：人工智能源自自然哲学、成于科学。从知识的本源看，任何学科的知识有其内在逻辑，义理相通。因此，政治学或其它社会科学并非不能或无法研究人工智能。相反，未来的跨界研究会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具备的颠覆性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必将影响到未来的社会结构，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因此，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理应关注这一问题，投入自己的热情与思考。

澎湃新闻：人工智能既频现报道，又显得复杂神秘，它到底具备怎样的颠覆性意义？

高奇琦：我们还处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门口，想要窥尽未来是不可能的。但哪怕只依照现有的线性经验判断，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力都可能超出以往任何一次生产力革命。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人类过去的知识积累与发明创新是呈线性增长的话，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增长将会是指数级的，因为机器的学习效率可能是人类所难以比拟的。所以会有人说，未来85-90%的人，面对这场变革可能会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这种颠覆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可能就是就业领域，特别是功能单一的行业，如翻译、初级律师或律师助理、旅游中介、银行职员或商业销售等。机器翻译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事，但现在的翻译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且效果非常不错。未来人们出国旅行，可能手机里面装一个软件就能克服大部分语言障碍。再如图片编辑行业，随着智能处理软件的普及，可能使普通人在手机上就能完成许多现在由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工作。

可以说，未来社会的就业结构很可能会出现超乎人们想象的改变，大量现在相对“有体面”的工作会受到冲击。未来一个总的趋势是，大部分分科越细且功能性越强的工作，都会越来越多地交由机器完成。

澎湃新闻：面对这种冲击，大众应如何应对？是否能够应对？

高奇琦：当然可以应对，也必须去应对。

首先，每一个人都要慢慢培养一种数据意识，去接近数据，运用数据。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所以很多人觉得难以了解或学习，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是纯粹文科出身，一开始了解算法时确实会有些吃力，但慢慢会发现其实没那么难，因为知识都有其内在逻辑。就像算法也有几大流派，而这些流派与社会科学中的其它知识是类似的。

其次，要越来越多地进行跨界学习。现今的大学教育以功能为导向，过度进行学科划分，名为大学，实则不然。在人工智能时代，跨界学习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学科知识的划分和传统的培育机制限制了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其实，知识的本源是不分科的，如中国的哲学、术数、围棋等皆源于《周易》。所以，业内已经有成立“综学”的讨论，以培养跨界人才。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曾说过，人工智能会让中国在基础教育中的传统优势荡然无存。中国教育的一个误区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认为好的教育就是靠勤奋与记忆，但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对知识的储存是不会超过机器的。机器不会遗忘，但机器很难去创新。

所以，人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学习，终身学习。现在的许多人在告别校园后，在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可能不再会去主动学习，只是间歇性地进行职业技能的更新。但在一个创新呈指数级增长的时代，这就很可能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

当然，这里的抛弃并不是说要失业下岗，或者流浪街头。社会不需要谁都成为乔布斯或雷军，但若要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好地生活，这样的学习是必要的。相应地，中国若要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竞赛中胜出，也要按照创造性的原则来重新设计和组织我们的教育。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您所说的“不被时代抛弃”以及“普遍失业的可能”两者间的关系？

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可能会孕育一种不同于现在的就业观。由于机器智能的空前提升，大量人类的工作都会交由机器完成。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就认为，未来只有25%的人需要工作，人们45岁便能退休。总之，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税的征收，人类的社会福利体制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人们失业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那样，相比于我们所处的工业时代，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会大量增长，使大量人从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届时，人们需要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还提供了人类存在的价值依归。因此，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做一些有温度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人们可以选择按自己的兴趣学习、社交或讨论，也可以选择静修或是旅行。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要政府要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包括财富的再分配，组织社会活动，填充人的时间等，将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

澎湃新闻：技术的积极影响可能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适应期内，人类社会如何适应？

高奇琦：社会对历次技术革命的消化都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人工智能的冲击也不例外。其实，美欧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结构就呈现越来越“U型化”的表现，位于中间收入水平的、传统“白领式”的就业机会在减少，高低两端、收入差距较大的就业机会相对增加。

不可否认，变革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出，未来人类的命运可能被那些技术超人们所主宰。但是，我认为技术超人们并没有足够重视失业者的利益和情绪，没有很好地将其纳入人工智能发展的综合考虑之中。

因此，虽然技术超人对于变革普遍持拥抱的姿态，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会以自己的看法去审视这一进程。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老师就曾批判只有极少数人不会被淘汰的观点，“如果真像这些技术超人说的那样，那些愤怒的失业者必将砸毁这些机器。”

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进一步得到显现。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反对极端贫富分化的出现。相比于为游说集团所左右的西方政体，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容易实现统筹全面发展与财富资源的公平分配，更容易做到就业保护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平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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