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畔的世界

那天天气炎热，我和父亲，一人挑了一担麦子，嘿唷嘿唷地，挑到粮站去卖。从家到粮站约十里路，我脸热得通红，心扑通扑通跳，汗水顺裤子淌，脚步都走成了斜线。我记不得麦子卖了多少钱，只记得，卖了麦了之后，父亲兑现承诺，花了30多块钱，买了一台黑色的、鞋盒子大的半导体收音机。从此，有种美好，如同黑暗中的光芒，把我贫穷的生活照亮。

追忆自己对于写作的兴趣，应该源于我的母亲，而得力于收音机。念小学时，母亲经常让我给住在南京的舅舅、住在上海的姨外婆回信。那时农村极度贫困，住茅草房，缺吃少穿，舅舅和姨外婆时常寄些钱和物品接济我们，总得回信感谢他们啊。很多字不会写，便翻字典，为了能多认些字，随便见到什么书都看，拾到一张纸片，只要有字也看，慢慢滋生了阅读的渴望。那个时候书刊报纸都少，高音喇叭倒村村有，播些新闻歌曲之类。好像是1978年后，广播小说流行起来，于是就想有台收音机。

随后的日子里，白天到学校念书，做些家务、农活，晚上躲在被子里听小说，有时边烧早饭边听新闻，或者跟着“每周一歌”学唱歌。收音机接通了外面的世界，接通了冯德英、曲波、从维熙、张扬、陈国凯、路遥、刘兰芳等等，在我的面前打开了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只是弟弟也争着听，经常把收音机抱在怀里，我听的时间有限，很不过瘾，心里暗暗地想，将来要有一台一个人的收音机。

时光飞逝，转眼40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林海雪原》中的护士白茹，她美丽，善良，有点腼腆，又懂医术，一度是我的爱情梦想；依然记得《第二次握手》中的丁洁琼、苏冠兰，他们都留过学，能用德语通信，羡慕之极；依然记得《我应该怎么办》中的子君，为她纠结：她已经嫁给了亦民，可是某天，曾被明确告知死亡的前夫丽文却回来了。前些天，我看电影《魂断蓝桥》，看到舞蹈演员玛拉与陆军中尉罗伊的爱情悲剧，与子君经历相似，就又想到这篇幅发表于1979年的旧小说。

我念过中学念师范，后被分配到农村中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开始工资很低，只37.5元，我节衣缩食，几年之后，花了400多元钱，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星球牌的，银灰色，拎在手里沉沉的，像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像一座微型图书馆。听邓丽君，听《蓝色多瑙河》，听配乐广播小说，听广播剧和电影录音剪辑。耳畔的世界更加开阔，每样声音仿佛都有奇妙的色彩。很多年后，我知道了阿炳，知道了海伦·凯勒，他们的世界不就是耳畔的世界吗？

我听过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的录音剪辑，里里有句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它对我的影响是，即使身处黑夜，也不要灰心，路会越走越亮。我结婚后，先买了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机，几年后换了一台菲利普彩电。由“悦耳动听”，提升到“赏心悦目”。那时有些商品供应还要计划，彩电更是紧俏，那台彩电是我舅舅托朋友关系从无锡购得，3100元，我和妻子攒了两三年，才把钱还清。现在想来，如今人们在文化消费上的投入比例远小于过去。

20年前，我幸运地调到城里教书，开始接触到电脑。教务处里有两台：286、386。看电影《花季雨季》，说深圳少年故事，我见他们家里都有电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所谓深圳速度。对于我来说，电脑最大的吸引力是，可以用它写稿、改稿，省得一遍一遍誊抄；而且可以边写边听音乐，还可查找资料。再后来，可通过邮箱发送邮件，省得打印，再到邮电局寄稿。写作是令人兴奋的事，也可很辛苦的事，稍微改下就要重抄，时常忙到夜阑人静。冬天里，鼻子下面，总是挂着清鼻涕。投稿时，一买就是几十张邮票，要写信封，要贴邮票，手指总是粘粘乎乎。几年后，我终于买了一台电脑，花了5000多元。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10平方米的商品房。但我选择电脑，它的屏幕像一扇窗，它的音箱也像窗，把我的视野推向极广。

时光倏忽，城市长高，衣食住行都有了极大改善。手机出现了，MP3、MP4出现了，各种电子阅读器层出不穷，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买台电视、电脑一两个月工资就够了。现在我除了读纸质书，用电脑写作，闲暇时间，或散步时，用手机听小说、听书评，随时随地享受文学的盛宴，有时用微信，发发美图或者拙作。由收音机，到电视机，到电脑，到手机，在技术进步的表层背后，我看到的是读写方式的改变，是文化生活的进步。感谢上苍给了我优异的听力，感谢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让我可以倾听世界，表达自己，享受人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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