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全四册)茅海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积二十年之功,在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上,上下求索、四海搜罗,运用丰赡而可靠的史料来鉴识伪说、辨明历史真实,先后出版《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四部书。
戊戌变法120年之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这四部书汇刊为《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集中展现新时期史学界戊戌变法研究的最新成果。
1998年,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茅海建结束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开始转向戊戌变法。他不断往返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外交史料馆等地,重新阅读戊戌变法相关的全部档案史料,力图建立相对可靠的史实,从这一基础上展开逻辑思维,即“史实重建”。他将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过程、原委,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用七年时间完成《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一书,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引发学界关注。
六年之后,茅海建出版《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在连续13年的研究中,他发现戊戌变法“很可能是一偶发事件”,其发生、发展、结局充满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很可能就存在于那些历史细节中,因此对细节的考据更具有价值。《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再次从历史细节入手,层层揭示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幽微隐秘与真实意义,内容涉及“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康有为及其党人戊戌真奏议之补篇、康有为《我史》手稿本之考察等。
在研究过程中,茅海建深感戊戌变法主角之一康有为亲笔所写的回忆录《我史》屡有夸饰和作伪,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修改时的内心世界,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2006年茅海建在国家博物馆看到《我史》的手稿本,便对其中从甲午到戊戌的五年,约25000字内容进行鉴注,形成83万余字的鉴注本,完成《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
着手研究戊戌变法10年之后,茅海建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通过对这批史料的研究写成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众所周知,多数学者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所谓历史的“正面”,但是“张之洞档案”又给我们提供了戊戌变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茅海建深感幸运。
最近几年,茅海建的研究注目于“大同三世说”。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完成了两部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一些研究者将此作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基础,而茅海建认为,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一般轨迹来看,“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属思考的过程,并非结论。梁启超在戊戌之后宣称,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有“大同之学”,但因康在《大同书》写作日期中“倒填日期”,此说并不被研究者重视。茅海建从康有为的著作中找到了“大同三世说”的基本线索,并从梁启超的著述中得以验证,再从康有为的其他学生著述中得以再确认。“大同三世说”与康有为后来的《大同书》有较大的区别,康有为称其是由孔子创造、藏匿在《春秋》《易》《孟子》等经典之中、最终被康所发现,提示了人类社会从据乱到升平最后到太平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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