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 一个改革者的 3年和海南30年

84岁高龄的雷宇先生曾在海南工作3年，海南建省之前曾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亲历了海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与探索。近日，他接受采访，回顾了那段激荡的岁月。摘登如下。从东北到改革一线的广东

我在黑龙江就比较出名了，人们给我的外号是“工业通”、“点子大王”。省委常委开会时，我们领导列席常委会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但每次省委讨论研究工业问题，一般都找我参加。尽管我只是副处级干部，但我记忆力强，笔头硬，点子多。每次运动后，都有一批批干部去劳动、去锻炼，但我没有被要求下放劳动过。有两次，我都戴上大红花要去劳动了，又被留下来，因为需要我帮他们写材料。

我和任仲夷同志1972年8月认识，当时我是黑龙江省工交办秘书处的处长，他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管工业，很多讲话是我起草的。

之后我跟着任仲夷去辽宁，又到了广东。后来,中组部想让我去深圳做市长。但任仲夷和我说，“人家都知道你和我一起来的广东，你还是不要去深圳了，干部成长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1982年7月28日，我被任命为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

海南岛是个孤岛，经济十分落后。解放后到1982年，中央和省里给海南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少说有三万人，但倒流出岛很多。因为我没带家属去，海南一些干部也认为，这又是个“飞鸽牌”干部，主要来镀金。还说中央太不重视海南，竟然派个17级干部来当区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17级是工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在海南全区干部大会上，我主动回应干部的疑虑：“看一个人是看他的级别，还是看他的工作？级别高就能保证工作做得好？做到群众满意？”大家就笑了。希望为海南挖掘到第一桶金

1980年后，中央多次出台文件支持海南发展。当时中央对海南的提法是：一不打棍子，二不给绳子。这是说不要束缚海南发展，三年时间让其无为而治。

我到北京各部委跑部门，请求各部委落实领导指示和文件,最多的，我一个星期跑26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磕头作揖”，向他们介绍海南岛，1984年就争取到24个项目。

海南“汽车事件”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84年7月后，原国家工商总局在太原召开经济监督检查座谈会，会上传达工商总局对进口商品管理的六条内部规定，即“工商六条”，其中第二条明确：“内地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机关批准，确属用于生产或科研需要的，应予放行。”有了“工商六条”意味着此前只能在岛上卖的汽车可以出岛了，当时海南属广东管，符合“工商六条”规定。时任区党委书记姚文绪得知这个喜讯后说：“抓紧干!”当时我在深圳,回来得知消息后，我也同意这么干。

整个“汽车事件”是有文件依据的。前前后后，海南总共批准进口汽车8.9万辆，最终到货7.9万辆，没有一部汽车是走私的,百分百上税，共赚约40亿元，这40亿元全都存入112专户,用于1985年全国职工每人涨一级工资所需要的经费。所以1985年全国每个职工涨工资的开支，就是海南“倒卖”汽车的钱来解决的。

“汽车事件”被公开处理时，区党委书记姚文绪向省委、省政府写检讨说：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我就把他划掉了，我说：“这件事我来顶就行了。”当时有位中央领导说，海南“汽车事件”如果雷宇贪污1000元就枪毙了，可我一分钱没拿。

“汽车事件”后，此前公开卖鸡蛋都害羞的海南人短时内学会了对外谈判，对外签合同，对外贸易。当然，“汽车事件”也有教训，主要是没管好，当时批得太多太滥了。

“汽车事件”后，我被免职了。如果当初去深圳，仕途可能不一样，但我不是冲着做官去的，我是干事的，我希望给海南挖掘到第一桶金，把海南的投资、教育搞好一点，把海南的发展基础打牢些。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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