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
我们经常读到评论家写成的作家论,那是我们了解一个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料。我觉得,舒晋瑜今年出版的新书《茅奖作家深度对话》,其实也是一种作家论,是一种要求作家现身的另类文本的作家论。
读舒晋瑜的这本书,我们随便挑出其中一个对话,首先能了解到的,就是她对话的这个作家大致的生活经历。比如李国文先生,他出生于上海;当年就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理论编剧专业;曾经去过朝鲜战场;后来被发配到太行山深处修新线铁路,开山劈石;再后来到铁路文工团工作;当过《小说选刊》的主编;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这样一个经历一读,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就非常有帮助,因为很多创作密码,其实都藏在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里,对作家经历的探查,是我们对作家进行研究必须要进的第一道门。
读舒晋瑜的这本书,我们还能从这些对话里了解到一个作家的创作经历。比如阿来先生,22岁开始写作;30岁出版了两部作品;36岁时出版了《尘埃落定》,之前此书稿遭遇过退稿;不愿找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认为文学不像理科,必须在国家的某个试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又是十年之后,才推出第二部长篇小说《空山》;青藏高原旅行之后,方有《格萨尔王》……这样一个创作经历一读,我们对阿来这个作家的脾性和才华就有了了解,这对全面研究这个作家当然有帮助,一旦把一个作家在文学之路上的奔跑姿态和长跑成绩弄清楚,就可以大致知道他的收获是什么成色了。
读舒晋瑜的这本书,我们还能从这些对话里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主张。比如王安忆在对话中说:我重视空间的戏剧性,将空间布置好,人不说话也自有传达。小说是依附在时间的流淌上,空间转瞬即逝,挽留它停滞是义务……读到这些话,我们就会明白《长恨歌》和《匿名》中何以会有那样多的景物铺陈,我们就会清楚一个作家何以会写出与别人相比迥然不同的作品。
读舒晋瑜的这本书,我们也能从这些对话里了解一本书的生成过程。比如陈忠实在对话中说:当时我到长安县去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文学朋友,晚上和他喝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着天,朋友问我,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的功夫来收集资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借着酒劲儿说,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这就让我们知道了《白鹿原》的写作缘起,明白了作者的写作雄心,懂得了书中的时间跨度为何会那样长,了解了这本书何以会有那么长的写作周期。
读舒晋瑜的这本书,我们也能从这些对话里了解一部小说整体设计背后的心理动因。比如贾平凹在对话中说:《秦腔》的难度在于写作手法上的创新,整部小说如同现代农村的生理切片,没有采用单纯的代表人物和经典故事来展开故事情节,而是采用了细致缜密的生活细节来处理。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这就让我们懂得了《秦腔》的整体设计为何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样子。
当我们从一篇对话里既了解了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也了解了他的创作经历,还了解了他的创作主张,更了解了他的某部重要作品的生成过程和整体设计背后的心理动因,那我们不就等于读了一篇写得很好的作家论吗?当然,我们能读到这种对话的机会并不多,如果没有舒晋瑜对对话内容的精心设计,没有舒晋瑜在与作家对话之前所作的详细案头准备,没有她对作家作品的大量阅读,没有她对作家的长期关注与研究,没有她与作家平日的交往情谊,没有她对文学记者这门职业的热爱和敬畏,我们是读不到这样的对话,读不到这种另类文本的作家论的。
据我观察,这些年舒晋瑜所做的事情,简缩成一句话,其实就是在发现好书和好作家。这既是一个文学记者的工作内容,也是一个文学评论者的工作内容,她打通了新闻报道和文学评论之间的通道,成为一个身兼两职的人,成为中国文坛最热心最深情的一个关注者,成为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一个积极参与者。
作为一个同道者,我向她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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