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为吾国与吾民探寻现代出路

□本报记者 钱欢青

提起林语堂，很多人会想起那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京华烟云》。林语堂是“幽默大师”，也是《吾国与吾民》的作者。然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林语堂的地位要远超这几个标签。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钱锁桥著《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通过挖掘、翻查大量国外书信文献等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全面呈现了作为思想家、哲学家、批评家的林语堂。

中国现代思想纵横轴上的三个坐标之一

有别于此前常见的、着重描写生平事迹的林语堂传记，钱锁桥的这本《林语堂传》尤其关注林语堂思想层面，他认为，“要对林语堂一生著述进行全面深入考察和理解，必须修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重新恢复对林语堂的理解恰恰处于反思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的核心地带。”

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林语堂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幽默作家，“他与鲁迅、胡适二人，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思想纵横轴上的三个坐标”。毫无疑问，鲁迅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标杆。鲁迅的“硬骨头”，胡适的“容忍”和对自由的追求，都留下了重要的精神遗产，作者认为，相比于鲁迅和胡适的知识遗产，林语堂的心路历程在三个层面尤为突出：“首先，和胡适、鲁迅一样，林语堂视‘批评’为现代知识分子标识。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捍卫‘赛先生’最为得力、最为坚定、最为雄辩，特别是对专制蹂躏人权，林语堂的批评最为犀利、毫不留情。再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林语堂远没有像胡适、鲁迅那样反传统。林语堂虽然也批评传统文化，但他的态度修正了许多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论调。林语堂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并推向世界大获成功，从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备可用资源与活力。最后，有别于胡适和鲁迅，无论从人生经历还是批评范畴来看，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显其跨国性、全球性。这不仅是所谓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问题，而是说，在此跨文化翻译行为中，林语堂承担了普世式批评家的角色，批评视野面向整个现代文明（中国现代性问题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单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与关怀来评论‘宇宙文章’。”

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幽默大师”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的国际化视野和成就，和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坂仔村，这个小山村离厦门有112公里。时为清末，地为偏僻小山村，但幸运的是，这个小山村有一个教堂，林语堂的父亲还是教堂的牧师。用林语堂的话说，他父亲“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进楷模。他执着而有理想，富于想象，很有幽默感，永远都有干不完的事。我们孩子耳濡目染，受他影响，对一切新的现代事务、对西方世界的知识都近乎如痴如狂”。

独特的家庭环境让林语堂获得了乡村其他孩子难以享有的教育优势，10岁他就离家到厦门鼓浪屿上教会学堂，课程即包括英语、中文、算数、几何、天文、生理和历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林语堂也幸运地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期间林语堂品学兼优，上一年级时就被选为圣约翰英文学生刊物《回音》的编委。他的处女作是一部英文小说《南方小村生活》，发表于1914年10月号《回

音》。这和其他现代作家的起步截然不同。鲜为人知的是，林语堂不仅在圣约翰学会了打网球和篮球，还参加了学校足球队，担任划船队队长，他是1915年和1916年学校田径队成员，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跑步纪录，还代表学校参加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大学毕业后到清华担任了三年英文教员，此后林语堂赴美在哈佛读硕士，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中国古代音韵学》。

1927年回国之后，林语堂先是成为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主笔，后来又推出一系列中文刊物，引领论语派作家，译介幽默，重新阐释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闲适”和“性灵”。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已经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文艺知识界领袖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号召中国文化引进幽默，大获成功，以至于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林语堂也被奉为“幽默大师”，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而“幽默”这个词本身，就是林语堂确定的。幽默当然不是笑话，林语堂对幽默的解释是：只有一个冷静超脱的旁观者才能对人生给予同情和理智的理解，以宽容的态度笑对人生的悖谬。

在赛珍珠的启发下写出《吾国与吾民》

幽默大师当然不仅仅只有“闲适”和“性灵”，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批评家，林语堂笔锋犀利，对政府当权者和上海租界的批评一直锋芒毕露。

人生的转折出现在1933年在上海和赛珍珠的相识。赛珍珠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在美国大获成功，林语堂受到启发，欲著书阐述自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这个想法得到赛珍珠和美国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当时是赛珍珠的未婚夫）的大力支持，《吾国与吾民》遂得以产生。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氛围越来越激进，左右势不两立，林语堂这本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英文书却在美国一炮打响，随后他在赛珍珠和华尔希的催促下移居美国。林语堂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按照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阐述一种跨文化人生哲学，出版后成为1938年美国非小说畅销榜第一名。一个华人作家取得如此成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确立了林语堂在美国文化界、知识界的中国发言人地位。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不同于传教士的话语，也不同于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第一次在西方人眼里显得很有魅力，甚至受到追捧。

难得的是，林语堂不仅为现代中国思想史重启新文明努力探索，他的跨文化之旅还是跨国性、全球性的。他不单纯是译介中国文化，更是在跨文化翻译行为中，将批评的视野扩展面向整个现代文明。他认为，西方现代性从本质上出了问题，因为其思维模式仅仅是科学物质主义的，缺乏宗教或道德维度。林语堂所期盼和探索的，是从中西方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中寻求力量，来抵抗并修正现代性的庸俗性，同时为“吾国与吾民”探索一条现代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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