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岚：西方镜像中的中国文化与文学

□本报记者张弘

6月22日上午，美国圣彼得大学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江岚在广西桂林图书馆给大家分享“聚焦与变形———西方镜像中的中国文化与文学”。

江岚出生于广西桂林，主要从事国际汉语教师培养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域外英译与传播研究，业余从事华文文学创作。她说，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到现在，西方对中国并不是一无所知。数百年来，他们已经认可、接受、喜欢和吸收了一部分的中国文学文化，其会心之处，是我们今天继往开来可以凭借的基础；他们的误解误读，正是需要我们去匡正，去重新建构的方面。深入了解西方镜像中已经存在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西方一步一步主动认知中国的过程，聚焦点在哪里？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形？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先去了解的问题。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

将中国比较全面地、系统地介绍到英国汉学界，并对后来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英美的传播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成一家英译汉诗风格的第一人，当推英国汉学家哈伯特·翟尔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

英国诗人劳恩斯勒·克莱默-宾(LauncelotAlfredCranmer-Byng，1872-1945)是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在英美大力推介唐诗的第一人。英国作曲家格兰维尔·班托克(GranvilleBantock，Sir，1868-1946)一生以英译中国诗歌为词，谱写过45首歌曲，1918年到1933年间先后在伦敦正式出版的题为《来自中国诗人的歌》的6组声乐套曲共32首，歌词全部取自克莱默-宾的《玉琵琶》和《宫灯的飨宴》。

继翟尔斯之后，阿瑟·大卫·韦利(Ar-thurDavidWaley，1889-1966)是英国汉学界又一位引人注目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专家。他的翻译不加入自己的想象，也不会忽略或者变动原诗的意象。既然要想将中英两种语言完全对等不可能做到，总要有所取舍，那么诗歌语言的节奏和音韵就应该服从于意境和神韵，不应该为了凑和韵脚而损害原诗的内容。所以他不用英语诗歌的押韵形式，而用“一个重音(astress)对应一个汉字”，同时仿效中国五言、七言诗歌的行中语气间歇、行尾停顿，试图在原本缺乏节奏规律的英文自由诗中表现出唐诗的韵律，传达出其固有的歌唱的节奏感，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弹性节奏对应”效果。

江岚认为，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流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人类历史上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冲突并不鲜见。但钱穆先生早就指出过：“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冲突并非差异的必然结局，趋同才是人类共同的主流诉求。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域、跨时代的流动生命力，证明了文化趋同的可能，以及趋同之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今日的世界主流文化正面临大重构、大整合的趋势，任何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哪怕再古老再丰厚，都无法独立于这个趋势之外。而上述这些中国文化符号在世界范围内被认知、被确立的过程，主要经由接受方的、他者的阐释完成，其中难免偏误，也难免曲解误读。当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当中国人已不缺乏讲述自身文化特色的信心与能力，如何从本源角度建构自我的话语方式，让世界加深对中国正面的、正确的了解，进一步扩展中华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谱系中的影响维度，路漫漫兮其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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