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 一个青年变革者 □许知远

青年变革者》作者:许知远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政权仍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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