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路还比较长

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与各民族、各语际的文学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整个世界文学应该是一种不断交流与传播的状态，哪怕是一种想象性的联系。

作家简介

季进，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兼任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常务副院长、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等，译著有《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等，编注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五卷本），主编“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文/本报记者李晓超

图/本报记者何万敏

当一个作家开始思考自己的作品如何在国际上传播时，这既意味着一种肯定，也可能是一种负担。近年来，随着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主动“走出去”的话题逐渐增多，伴随着的相关思考与讨论也越来越多。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在异国确定读者群？通过文学奖获奖的途径来打开传播是否是更便捷的方式？当代文学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这种时候中国作家应该保持怎样的文学观和写作观？

21日，在2019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季进谈到了这些话题。他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二是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季进主要研究的方向为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钱锺书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因此，他的这些观点值得关注。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走出去”的概念和意识，是自娱自乐的状态。到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开始从意识阐释走向文学审美，这一转型带来了积极的发展前景。

然而，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受众的文化自信均空前高涨，季进认为，一时间，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也达到了更高的位置。《纽约时报》也数次为中国作家开专栏，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有整版的评价，这都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

但也存在问题或者叫现象：一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反倒是容易被海外译介；二是除了一线作家，其他大多是学术出版和资助出版（莫言、余华是商业出版）；三是当代文学译介应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西方读者的一般性想象，“写什么”并不是难题，重点应在于如何传达。因此，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必要急于求成，真正需要做的是写作技术层面的提高，国家资助也应采取更好、更理性、更完整的方式。季进认为，合适的“代理人”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十分重要。

记者：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季进：我在一篇题为《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为例》论文中写道，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与各民族、各语际的文学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整个世界文学应该是一种不断交流与传播的状态，哪怕是一种想象性的联系。每个国别文学都只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即使我们讨论国别文学，将其与其他文学相区别，但仍然无法回避它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经提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应该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宝贵遗产。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强调中国文学是中国独有的东西，而是应该把《红楼梦》与《堂吉诃德》都视为同等伟大的小说，使中国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

显然，中国文学本身就代表了世界文学的一个面向，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面向。中国作家用独特的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写下自己对国家民族、对这个世界，还有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独特感受，以自己个体化的经验丰富了全体人类的经验，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为世界文学共同体增添色彩，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学早已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

记者：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海外影响力不尽如人意，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季进：我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语言文化的天然隔阂。中西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形式和叙事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学之间巨大的鸿沟。我们看来十分优美动人的篇章，也许在外国读者眼中就会变成连篇累牍、不知所云的“天书”。译者也许可以费尽心思越过语言的关卡，但却不一定能跨过文化的鸿沟。西方国家有着发达而自足的文学传统，有着自己的阅读趣味与评判标准，再加上一些复杂的现实原因，导致国外读者对外来的文学总是有一定的排斥。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发展得也不充分，在整体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上确实难以与西方抗衡。加上，西方读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固有偏见，对当下中国人的真实经验与审美表达不可避免地带着东方主义式的凝视。因此，如何真正有效地让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使命。虽然文学文化的交流途径并不仅限于一种，但文本的翻译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途径。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让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呢？

季进：除了翻译实践的层面之外，还可以从其它技术层面加以推进，创造更多交流的可能，比如组织文学参访活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展会，组织作家到西方高校进行巡回演讲（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等人都经常会有类似的活动），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更频繁地参与到世界性的文学生产、流通与阅读之中。

这些工作显然不能只靠若干高校、出版社、个人或组织，社会力量的参与十分必要，而且争取海外出版商、高校、相关组织机构，甚至是公司财团的帮助，对于扩大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也不必抱着特别功利性的目的，也不应奢求我们的努力在短时间内就能立竿见影，更不必为了迎合国外的某种趣味而刻意调整自己的创作。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边缘化地位，远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要让西方读者消除之前的偏见，重新认识中国文学，也同样需要经过慢慢地积累才可能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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