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生产力高度发展了 为何休闲社会仍无期？

尽管关于“996”的争议风潮已过，但“996”确实是很多工作者的日常。

当前的劳动者基本权利保障经历了漫长的斗争，这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了确保八小时劳动而进行罢工游行并跟资方谈判开始——这也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然而，从欧美到日本，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过劳”现象当前仍然严重。

在美国，2000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自1976年以来，每周加班9小时的美国人达6％以上，若以全年计算，美国人平均比大多数欧洲人多工作350个小时。

日本更是著名的“过劳国”，职场的惨痛人尽皆知，日本政府于2017年通过首部《预防过劳死等预防对策白皮书》，其中显示，2010年至2015年，共有368起（男性352人，女性16人）过劳死事件，其中40岁左右男性、29岁以下女性自杀比例最高。

2018年，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关于职场行为与疲劳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成受访劳动者承受着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

而过劳导致的亚健康，为疾病和死亡提供了猝发的土壤。

2010年，《欧洲心脏》上一项长达11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将导致忧郁、焦虑或失眠，罹患心脏病的几率更高出60%。

为何生产力不断发展，但人们普遍期待的“休闲型社会”迟迟没有到来？

市场经济与过劳时代

究其根本，在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中，“过劳”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的必然结果。

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竞争没那么激烈，虽然农民工作辛苦，但像如今这样身心皆疲的过劳情况很少出现。

自工业时代以来，随着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登上历史舞台，“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成为市场生存法则，这就决定了不管是资本方还是普通员工都时刻处于残酷的竞争中。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通过低薪高强度劳动来获取利润；新经济企业更是加班文化的重灾区，甚至流传着“脑力劳动都是包月不计流量”的玩笑。据智联招聘的调查数据显示，IT、通信、网络相关行业的受访人员平均每周加班9.3个小时，为全行业之最。

在个人层面，即便能够逃脱被动过劳的命运，出于维持生计等方面的压力，或是为了谋求增收、晋升等机会，主动选择“过劳”的不在少数。

从更大范围来看，当互联网将世界逐步“推平”，全球化的贸易网络和分工协作网络使得竞争关系也是全球化的。

日本学者森冈孝二的研究显示，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

可见，在市场经济中，高度竞争是超越个体选择的时代大背景，已经将大多数人卷入其中，在相互“逼迫”中，无论是个人、公司，甚至国家，过劳似乎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技术进步并未真正解放人力

事实上，在步入过劳社会之前，我们曾对“技术终将解放人力”这一论断坚信不疑。

1930年，凯恩斯在其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提出了一个十分美好的猜测：生活在2030年的人，会比1930年的人富裕8倍；因此，那时候我们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然后发愁如何打发漫长的时间。

如今，这一预测却化为泡影。科技的两面性让其在为人类去除旧枷锁的同时，又为人类戴上了新的“镣铐”。

虽说不断变革的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是加快业务处理速度、减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但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随之加大；

另一方面，通信工具不断便捷，手机、电话、电子邮件等信息渠道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使得工作无孔不入，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假期和周末也充斥着工作的情形屡见不鲜。

根据蚂蜂窝发布的《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2017》，88%的受访白领都需要在旅行过程中处理工作。

此外，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一部分人的轻松，也导致了另一部分人的过劳。

以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为基础，讲求即时和快速的服务型经济快速崛起，然而，对过度便利性的追求催生了过度的服务竞争，从而妨碍了工时的缩短。

例如，网购的背后离不开以快递为核心的体力劳动，为了满足个性化快递需求，精准预定时段至30分钟、最快就能几分钟送货上门的快递服务不断涌现。然而，消费者轻松便捷的另一面却是快递员的过劳。

《2017年中国电商物流与快递从业人员调查报告》显示，62.2%的快递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长8-10小时，24.46%的人工作10-12小时，12小时以上的占13.34%。为完成每日工作量，加班加点成为快递员的工作常态。

但计件工作的劳动报酬制度，意味着他们并不会得到合理的加班费。

走出过劳时代的条件

由此来看，身处市场经济大潮，竞争的橡皮筋很难在短时间松下来，科技的两面性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过度”必将倒逼“适度”。

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也伴随着过劳，而且正因为这些“过劳”引发了各种矛盾，才倒逼监管层完善、规范竞争，让市场经济、科技创新进入良性发展。

如美国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职工死亡符合这些标准，雇主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日本制定了相关规定：如果员工身故原因被认定为“过劳死”，死者家属就可以据此对雇主追责并获赔，还明确规定了过劳抑郁这种疾病的判定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过劳是经济社会、企业与个体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除了市场与科技之外，未来人类能否摆脱过劳的泥沼，还取决于以下两大因素：

一是极简。

如果说市场经济、科技发展在“威逼”着人类进入过劳状态，那么生活方式的选择、对消费主义的追求导致的过劳，则是一种“利诱”。

在生活水平高、媒体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人们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或以消费竞争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必须得到更高的收入，或者找到工资更高的职位，因此便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即为了消费而过劳。

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物质财富的飞速膨胀让诸多国人迷失在挥霍享受的消费主义中。

然而正如斯格尔所说，“随消费而来的过劳是中产阶级的痛苦”，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去填补消费这个黑洞。

可以说，攀比、炫耀、透支等生活方式一步步将很多人引诱至过劳的陷阱。

然而“物极必反”，商品经济的快节奏、高频率、满负荷，以及对精神生活的抽空也孕育着“反消费主义”的极简生活，尤其是随着中国从物质消费时代进入到精神消费时代，“百花争艳不如一枝独秀”，极简、断舍离、共享的趋势已经崭露头角。

不仅很多极简风品牌备受追捧，二手经济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截至2017年底，中国闲置物品交易规模已达5000亿元，并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

未来，当极简理念深入人心，当“少即是多”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准则，届时，诱使人们以劳动换物质的前提被釜底抽薪，触碰过劳“红线”的概率自然也随之降低。

二是弹性。

过去，在工业化大生产阶段，工人工作在制式化流水线上，标准工时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然而今天，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时间、空间的限制被不断打破，各种后现代工作方式层出不穷，在这种背景下，消耗时间的长度不再是衡量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继续要求工作者在工作时间上吃“大锅饭”，对工作质量的提高有害无益。

此时，以自由调整工作时间制度、在家工作、远程工作制度等为特征的弹性工作制显然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比中国早一步迈入过劳社会的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诸多尝试。

在欧美，超过40%的大公司采用了“弹性工作制”，其中包括很多著名企业；

在日本，日立、富士、三菱等大型企业也都不同程度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如果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已经难以区分，那不如给个人更多的弹性工作方式，做时间的主人，以此寻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综上，在市场竞争背景下，过劳是时代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决定了过劳现象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未来，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成熟规范、科技发展的副作用得以缓解、极简生活方式深入人心，以及弹性工作制均衡工作与生活，四大因素综合作用之下，方有可能走出过劳的“摩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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