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物价飞涨。特别是1947年,上海出现粮食供应不足、米价飞涨的情况,一般市民无力购买,那一年的5月还出现了抢米的风潮。其他生活物品的价格也是疯涨。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乎每个月物价都在涨,手里有的钞票很快就贬值了,市民非常恐慌。新中国成立后,我感觉那时候上海人普遍比较阳光积极,大家都有一种建设新中国的信念。那时的人就是爱国。

抗美援朝的时候,动员大家捐献飞机大炮,大家都积极响应,我也参加了捐赠。总的来说,那时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大家热情高涨,整个社会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下,国家需要你去哪里,你就愿意去哪里。上海过去有一些著名的布店、建筑公司,说是需要支援西北,很快就搬到西北去了。

1949年后,父亲回到了上海食品工业设计院工作。他本来做事就认真,工作起来格外卖力,到设计院之后就更加投入了。因为他的英文好,水处理工作需要参考外文资料,于是他就给单位翻译了很多外文资料。他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我的印象中,他下班回家老在那儿弯腰画图纸,所以落下了腰疼的病,有时候患着病也还要坚持弯腰画图。

差一点死于小儿麻痹症

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肥肉,吃饭的时候就愿意挑肥肉吃。因为爱吃肥肉,所以长得比较胖,家里人都叫我“小胖”。

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是特别喜欢笑,见人就笑。据家里人后来回忆说,突然有一天,我的脖子肿起来,发烧生病了。但是为了不吃那种病人吃的炒米粥,我就说自己没有病,这样就可以继续吃我喜欢的肥肉。这一吃就吃坏了。

医生诊断后说要每天打针,但是根本不管用。医生说要等肿块软了以后再开刀。我从小体质比较弱,母亲怕我承受不了,更何况这么小的女孩子脖子上开一刀多难看,于是就想办法托人找了个有名的中医。医生给开了外敷和内服的药,不打针也不开刀。这个病拖了很长时间,在中医治疗下我才慢慢好起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爱吃肥肉了,但是我相信了中医。

还有一次生病更突然,也更危险。我当时在海宁路上小学三四年级,早上刚到学校时还挺正常,突然感到走路特别艰难,浑身发热,说不出的难受,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扶着墙蹭到了教室。

那天早上,我坐在教室里,根本什么也听不进去,脸上滚烫,浑身不舒服,汗珠子一颗一颗从额头上冒出来。老师发现我有些不对劲,就让班里的一个高个子同学把我送回家去。为了不耽误同学上课,才走到我家楼梯口,我就让同学赶紧回去。同学一走,就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走路了,勉强爬着上了三楼。等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连步子也跨不出去。我只能趴在门上,拼命捶门,还使劲喘气。家人一开门,见我在地上趴着,吓得不轻。再一看这个孩子两腿无力,浑身滚烫,赶紧扶进屋子让我躺下休息,当时以为是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

其实,我得的根本不是什么软骨病,而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传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小孩子一旦感染上这种病,一般很难逃脱瘫痪甚至死亡的命运。但是家里人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不太知道这种病。我很快从不会讲话发展到神志不清,全家人急坏了,以为这个孩子没救了。我烧得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我的祖母在烧纸“叫魂”。

在我卧床的那几天,恰好有一位给我祖父看病的医生来家里出诊。当时祖父得了黄疸病。等这位医生看完了病,家人就特意请他到另一个房间看看我。医生用小锤子在我的腿上敲了几下,我却毫无感觉。医生就说这个小孩得的可能是小儿麻痹症,这是个传染病,情况很危急,必须尽快隔离,立刻送医院治疗。

当时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这种病的药,后来才有了防治脊髓灰质炎的糖丸。医生只是给了家人一个名单,上面列的都是得过这种病而后来康复的小孩。为什么要给这个名单呢?就是要我们想办法联系上他们,因为这些挺过来的小孩,虽然多多少少都落下了些后遗症,但是他们的体内已经有了抗体,如果能输他们的血,也许有得救的希望,就可以救我的命。结果联系了一圈下来,没有一家愿意输血给我。那怎么办?医生说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给我输血,因为家人跟我住在一起,实际可能也感染上了,只是抵抗力好,没有犯病而己。大家决定就让双胞胎姐姐给我输血,我这才被救了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腿有了知觉,也慢慢能走路了。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感慨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病愈后我依然可以正常说话,正常走路,基本没有什么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记得当时,上海有一个神经科的著名大夫叫粟中华,他说自己看过很多小孩患上这种病都没有治愈。他见我恢复得特别好,还能正常走路,格外高兴,于是就对我说:“你长大后结了婚,一定不要忘记请我吃喜酒。”只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著名的神经科专家。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最终也没能参加我的婚礼。

我对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逃过死神的手掌。我曾离死亡那么近,却奇迹般地痊愈了。不过我总觉得自此以后,我的腿就不是特别利落,尤其到了老年,好像走路越来越不稳健,摇摇晃晃的。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我的兴趣所在

我就读的中学是上海市新沪中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没让家里费过心,成绩不错。父母对我的学习很放心,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身体。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经常会上着课就慢慢感到老师的声音越来越遥远,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后来才知道我有低血糖的病。再后来到了敦煌,我也常常因低血糖而昏倒,所以父亲特别不放心我这个女儿。

我读书其实不是最用功,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只要成绩过得去,每次考完试成绩单拿回家就交账了。所以父母对我管得比较松,我也可以有时间看一些闲书。我特别爱看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什么都看,尤其爱看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都被我翻烂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就爱看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我也都看。

下期看点: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报了高考志愿。思忖再三,还是觉得想上北大,所以我大胆地在志愿栏上填写了北京大学。我选择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我报考历史学系,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选择考古。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大学,是因为我早就从父亲那里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历史学系是最好的历史学系,北大有最好的教授,我当然想选择北大。直到高考结束,父母也不知道我的选择。那时高考不像现在,父母不怎么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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