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澳门问题的解决

□张谦

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一开始也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在解决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邓小平两次谈话定政策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后，邓小平开始比较多地关心澳门问题，并作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工作，从根本上保证了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时，首次公开提出要与香港一样，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当时，在会见接近尾声的时候，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请求邓小平谈谈澳门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用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解决澳门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有利，我还在考虑。”又说，“澳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解决的时间比香港早好还是同时，这个问题正在考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邓小平就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和方式的首次公开表态。

邓小平就澳门问题的谈话一传到澳门，立即引起了澳门居民的反响。大多数澳门人对以“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解决澳门问题是接受的，澳门与香港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理应在条件成熟时回到祖国的怀抱。但由于当时许多澳门人对回归的时间尚无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对治澳人才缺乏表现出忧虑和不安，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邓小平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草签后的澳门情况非常关心。在得知澳门居民的一些想法后，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谈话。1984年10月6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夫妇时说：“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

邓小平的第二次“澳门谈话”，对澳门起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尤其是那句“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给澳门居民吃了定心丸。对邓小平第二次“澳门谈话”感到最满意的是澳门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他们舍不得离开澳门这个经济刚刚起飞、较易赚钱的宝地，担心回归后政策有变、失去赚钱的机会。

邓小平这两次有关澳门问题的谈话，既重申了中国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对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方式和方法作了原则性阐述，即按“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的方针来处理，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构想同样适用于澳门，对于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选择，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政治敏锐性，表现得非常慎重。他并不是把澳门问题的解决孤立起来看待，而是要从是否对国家统一大业全局有利的战略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要考虑何时解决澳门问题对香港有利，更能照顾到澳门人的整体利益。当时在澳门问题上，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澳门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

1985年2月22日晚上，邓小平在广州珠岛宾馆接见马万祺等澳门知名人士，在场的还有黄镇和余秋里。邓小平详细询问了澳门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当马万祺汇报说，澳门目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1984年出口总值增长幅度较大时，邓小平开心地笑起来，连连赞好，并鼓励澳门同胞特别是华裔工商界人士多做促进澳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工作。1985年农历春节除夕，邓小平与广东省党政军领导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行新年联欢会，还邀请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出席。

从两国战略把握澳门问题

1985年5月21日至26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葡萄牙国家元首。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说：“我们之间不会吵架，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埃亚内斯总统亦认为，“澳门问题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已达成友好协议”“我们之间没有吵架”“我们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我们在这次访华中看到中国也愿意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双方目标一致，就是保持澳门地区的稳定繁荣，维护中国、葡萄牙和澳门人民的利益”。会见结束后，邓小平把埃亚内斯总统一直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外30多米远，且一直与埃亚内斯总统不断谈话。以往邓小平送客的惯例是只送到会见厅门口。从这样的外交礼遇，也反映出解决澳门问题在邓小平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之后，中葡双方宣布将举行关于澳门问题的正式外交谈判。

从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先后举行了四轮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葡方在谈判中曾一度提出把交还澳门的时间推迟到下个世纪的主张。对此，中方态度坚决。邓小平明确指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面对这样的坚决态度，葡萄牙方面最终同意在1999年把澳门交还中国。

1987年4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在不长的时间内，中葡解决了澳门问题，这为国际上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深入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立足点，他说：“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会见后，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以香港过渡期实践为借鉴

邓小平在领导推进香港过渡期事务的过程中，也不忘澳门问题。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邓小平在指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曾就“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模式和民主发展、基本法的内涵与要旨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阐述。这些思想，不仅成为中方起草香港基本法遵循的原则，也是后来起草澳门基本法所遵循的原则。实际上，1993年制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结构、体例到内容，都参考和借鉴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精华。这期间，邓小平在具体深入阐述“一国两制”方针时总是提到澳门。比如，他在阐述“五十年不变”的思想时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的政策50年不变。“我要补充说，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50年也不变。”对此，他还联系中国的发展战略来阐述“50年不变”的科学根据。1988年6月，邓小平指出：香港、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12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50年。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将达到800—1000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将达到4000美元。如果下一个50年我们的政策见效，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对外开放政策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是不变。”对于“一国两制”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邓小平提出：“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

1988年澳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出席第一次草委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对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做出过若干指示。后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起草基本法草案时所遵循的“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参考香港基本法，但不是照抄”等原则，都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

（据2009年第23期《传承》）

新闻推荐

国家文物局 推进文保工程资质管理“一网通办”

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资格管理是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行业管理的重要抓手。国家文物局5日在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