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一）

1930年，夏衍在上海。

潘汉年董慧夫妇。

1938年3月29日，在广州，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沈芸文/图

本文作者沈芸为夏衍孙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同时从事“夏衍研究”及文史研究。

剧的落幕是这样的：脱线数十载的老特工归队了，千里迢迢坐着火车硬座来到北京，要见一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老首长，他走到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门前，按响了门铃……

这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在我们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现过。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们的院子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到来，让我祖父夏衍很兴奋，也很郑重，告诉我们，今天要来一位老特工，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劳改后回到北京，是潘汉年的部下。

他们是久别重逢。这位老人走时，留了电话和地址，颤抖的笔迹写下了“华克之”三个字，我后来知道，他还叫：张建良。

老战友们的努力

“文革”以后，特别是潘汉年案平反前后，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在我祖父的客厅里经常出现，并不稀罕。很多当年的老地下党，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员，他们或是来家里叙旧，或是找组织申诉平反。这些来访的客人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如雷贯耳，还有的神秘传奇。我祖父说起他们，总是三言两语，如果将其展开，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载的沉冤昭雪，有着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早在1978年，从特科时代走过来的李一氓写下诗一首：“电闪雷鸣五十年，空弹瑶瑟韵难成。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首纪念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怀董慧的诗，取名为《无题》。从诗中看，李一氓已经知道潘汉年在湖南去世了。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会知道。

随后，潘案的平反开始在他的老战友们中运作了起来。陈云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决心要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首先，是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来说话。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潘案的复查带来很大阻力。陈云交待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复查潘案。此外，陈云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上报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亲自写信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复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错案，予以彻底纠正。

陈云在11月初让秘书持他的亲笔信来到我们家，请祖父写一篇怀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纪念潘汉年同志》，此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潘汉年平反归队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汉年战友和亲朋们盼望的大日子，他们多年的共同努力获得了成功，潘汉年夫妇要回来了。

之前，湖南涞江茶场已经给我祖父来过信函，汇报潘汉年夫妇骨灰的情况。14日，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开赴北京。人们聚集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宝山安葬，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以及专程从上海赴长沙护送骨灰的于伶、刘人寿，还有我祖父特地通知的潘汉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孙师毅家属等。覆盖党旗仪式在北京站贵宾室举行，潘汉年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归队！

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我的父亲与潘汉年》，描述了潘案平反后她父亲所受到的震动，有着生动的记述，小标题是“寻找“李胖子”：

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

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亲作出了决定：自己的事也必须说说了！而关键，是要找到联络员“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动——找人！

那段时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夏衍、石西民、楼适夷、丁玲、潘菽、吴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夏衍对父亲说：潘案株连三千人，你老鲍没有被牵连进去算是幸运的，“李胖子”不认识，因那段时间潘的活动很机密，一点也不知道。石西民说：至少两千五百人受株连，“李胖子”不认识。其他几位也都说得差不多。……

寻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来父亲总是说，其实他当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现在也好像就在嘴边，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能提醒他的人呢？这成了父亲离开人世前的最大憾事。

祖父夏衍的两个身份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家发生的不少，袁殊后来说，他1980年的时候，在儿子的陪同下来找过我祖父，解释当年的“怪西人事件”，同时，也为自己平反。而后，黄慕兰（定慧）也给我祖父寄来了申诉材料，我记得，她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密密麻麻。

隐蔽战线，是当下的一个热搜词。关于夏衍与隐蔽战线的关系，外界做过多种揣测。我祖父生前从不炫耀他与隐蔽战线的关系，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情报系统）”。这句话，他对子女们讲过，也对第三代的我讲过。

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其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刘小枫：《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读《夏衍传》所想到的》）

“成了中共特科成员”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这两个大胆的结论，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与夏衍自己的说法完全相违背，而且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特科结束的两年以后。

这让我很震惊。毕竟，隐蔽战线不是谍战片，很多结论是需要有史实依据的。

一直未见到潘汉年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四一二”政变，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1月—1935年10月。

1927年，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5月底或6月初，夏衍在大革命失败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寄居”在绍敦公司，靠翻译为生。

同年的冬天，绍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学同学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 1929年秋冬，夏衍搬出绍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据阿英的回忆，“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汉年是“文委”的书记。阿英等同志认为，调沈端先（即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就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

1928年潘汉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夏衍回忆说：“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夏衍：《纪念潘汉年》）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5月，在周恩来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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