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四）

夏衍在南竹竿胡同113号旧居。

1953年夏衍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在上海安亭路的家门前。

1980年代，夏衍再访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左起：方行、李子云、夏衍、沈宁。

1950年，夏衍在华东军管会。

夏衍的家，北京朝内北小街46号。

□沈芸文/图

1937年6月间，王莹再次转给夏衍一封信，凭着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夏衍知道是潘汉年回来了。他们很快见了面，这次与1929年的时候不同，潘汉年的行动相当公开，他的电话和住址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潘汉年说要陪夏衍见一位朋友，“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

1

在周恩来的视野中

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具备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具体地说是来自两方面的信息：一、夏衍进入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自己说：“大约在1930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其中包括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

潘汉年说：“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周、夏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日本孙中山面前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开宗明义地说：“……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

周恩来明确地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后离开的准备，他耐心地给夏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接下来，首先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协助即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办一张党报，即《救亡日报》。”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2

撤离中遇见潘汉年

上海沦陷后，组织决定让夏衍南下。“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十二月十六七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在熟睡的沈宁、旦华额头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黄浑的江面上，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到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在潘汉年年谱中，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离”。

抗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夏衍在这条战线上的非凡经历，离不开周恩来和潘汉年这两位最重要的人。

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此，李克农跟他讲得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3

始终握着文艺这支笔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各类文字中，他都在反复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恰恰是这十年的文化统战工作，夏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他自己革命职业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十年。

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的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辉映。

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夏衍手里，始终握着文艺的这支笔。

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得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于他自己在隐蔽战线的诸多业绩，夏衍选择了缄默、无名、密不透风，因为他跟潘汉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汉年用上海话说过：“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隐蔽战线上的很多事情，宁可让其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也不能成为坊间饭桌上飞短流长的谈资。

1955年，“潘汉年案件”后，夏衍在翠明庄被隔离审查写材料，此后，他保持了20多年有尊严的沉默。在此期间，假释的潘汉年夫妇曾经有过出来探访老朋友孙师毅、唐瑜的机会，他们回避了与当时仍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上夏衍的见面。

4

宜兴陶器盆拟赠汉年

十年浩劫中，在专案组的逼迫下，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这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献，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友的真诚负责。

夏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给潘汉年的6封信，得以幸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里行间，惺惺相惜，他对潘汉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称谓：开兄、凯。

有一封没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开兄：七日抵京，作出国准备，现在大体都就绪了 ，乘 便 你 带 个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问他我们这几个人的安排，他说一九五四年估计有七个资本国家要建交，还不能保险说不调。并问出了一些情况，他说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国，太老实，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并说，前开三人名单，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夏衍 24/11”

李瞎公即李克农，柯大鼻指柯庆施，都是当时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起的外号。这封信与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两份文字比照，说明确有其事，而写信的时间，可以断定是1950年，第二年5月，夏衍即随林伯渠、沈钧儒等出访苏联和东德。

他在《访德杂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

“（1951）6 月 12日 星期二 晴……

8时，大会堂讲话，听众情绪热烈。11时回德累斯顿。此城人口五万。以瓷器著名，仿制中国瓷甚多，市长赠仿制宜兴陶器盆一只。拟带回以赠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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