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制度构建

□昕冉

在整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小小的病毒不可小觑，它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命，甚至改变历史的进程。

大规模瘟疫对古代农业社会的破坏是可怕的，普通民众往往要面临着最大的风险。亲人、邻里的不断倒下，恐惧的迅速发酵，求生欲望迫使人们背井离乡，奔赴远方。而大规模人口迁徙必然会导致瘟疫与恐惧的进一步扩散，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为了维持社会安定，阻止瘟疫传播，国家都必须严格约束人口流动，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中的人们就懂得将健康人与患病者区分开，以躲避疫鬼的魔爪，称之为“避疾”或“避疾厄”。

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隔离作为一种政府强制措施，在各类大疫中都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官府会设立专门的隔离机构，比如最早的“疠迁所”、宋朝的“安剂坊”、清朝的“留养所”等，对患者进行集中治疗与安置。

西周就有“医在王官”的官方医疗制度，即以政府的力量参与到医药行政、医疗组织乃至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去。唐代开始创建州一级的医疗体系，宋代将其下沉到县级，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初步得以建立。除此之外，政府也会拨付款项，积极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到对病患的救治和疾病防控中来，许多地方富商士绅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苏轼就捐赀创立了有名的安乐病坊。

但这个体系在明清时期遭遇了重大危机，由于缺乏资金和人才的补充，政府逐渐从医疗事业中退出。

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新的医学概念开始进入中国，租界中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医生与护士也随之引进，西药与手术等治疗手段着实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这些现代医学概念从此开始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

1898年黄遵宪在湖南长沙设立长沙保卫局，第一次以制度规定清洁办法。1902年，天津卫生总局成立，拉开了中国地方政府施行卫生行政的起点。1905年，巡警部警保司下成立卫生科，成为第一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行政再度回归为国家主导。但湖南保卫局就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而受牵连，仅维持半年就为慈禧太后所裁撤，天津卫生局也由于人事权与财权的争议差点遭遇相同的命运。

清末发生了遍及全国各省的大规模霍乱，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利用西方的显微镜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微生物，并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就是致病的元凶。借助报纸这一新兴媒体，先进的健康卫生观念被传播开来。

1910年，中国东北暴发了规模庞大的鼠疫疫情，由于地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力量薄弱，瘟疫在整个东北大地迅速蔓延。直至疫情在京畿初露端倪之时，清政府才如梦初醒般作出应对，命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建议设立吉林防疫总局，颁布了《检疫规则》。为避免鼠疫借助铁路交通迅速蔓延，清政府停止京津火车，阻断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对于疫情严重地区，医生或巡警等需挨家挨户进行检疫。政府组织对遗体及时实行火葬和深埋，隔绝传染源。并按照《消毒规则》，对各公共场所进行强制消毒。政府设置庇寒所专门安置灾民，将以往为救灾而设的临时机构转为常设。在省城设卫生局及专门的传染病院，保留以往的检疫机构，并设医学堂培育人才。

1912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颁布《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防疫章程》作为一部完备的防疫指导规章制度，不仅仅针对鼠疫，也详尽阐述了对抗所有瘟疫的基本内容，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疫情综合治理、防止鼠疫复发的重大作用，也在后来的防疫立法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法规素材和理论来源。

提倡科学以启民智，反对迷信以驱民昧，防疫法规则逐步完善，成为人类抵御瘟疫的有效保障。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人类可以有效组织协调资源，集中力量共同对抗疫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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