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怡丛
小时候,读到蒋士铨的“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居然没感觉。说来可笑,这些来自母亲的细腻关爱,我都没有体会,因为母亲是位医生。
记得一二年级,父亲在外,我竟自己横穿川流不息的大马路,来到母亲的医院,在门诊外冰冷的铁凳上等待她下班。还有家长会,母亲也向来是无暇顾及的,从小到大,她参加过的次数寥寥无几,有次竟不知教室在何处。好容易到了春节,本期盼着我也能如别的同学一样,在长辈面前撒撒娇逗个乐儿,可谁知母亲大年三十要值班,而且不知是否是运气的原因,一连五六年都是如此。
上述事例数不胜数,久而久之也成了习惯。我习惯每天晚上母亲八九点才回来;我习惯每次我与她说话时,突然而来的病人长达一两个小时的电话;我习惯她深夜将睡时因病人情况紧急跑到医院。我明白,身为医生本该如此,即使不喜欢,我也已经学会了适应。
我一直都觉得医生只需有过硬的学识、技术,有面对病痛时的冷静、从容即可,却也忘了他们的工作的本质是与死亡比拼,也许会搭上自己的命。
直到今年,我才恍然大悟。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疫情自武汉悄无声息地席卷而来,弥漫全国。我们看到了地图上各个省份的颜色在逐渐加深,看到了数字在不断增加,看到了折线的走势在持续上升,这些冰冷的数据已经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很快,“浙江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湖北启动一级应急响应”……30余个省份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
大年初一晚上,父亲突然告诉我母亲有可能去支援武汉,本来还在笑着的我脸一下就僵了。“怎么突然就去武汉了?她不是应该24小时守在发热门诊吗?”我声音发抖,“怎么非得要她去?”父亲并未回答我这个问题,只是轻轻地说了句:“别告诉你姥姥那边的亲戚,你妈不让,别让他们操心了。”彼此无言。
惶恐,是我得到这个消息时内心唯一的感受。当时的武汉,是一个病例人数占全国90%以上的城市,是新冠病毒最多的地方。那里物资短缺,微博上的疫情话题里面到处都是求助与募捐的信息。我害怕,害怕因为防护不当,母亲会被感染,害怕我在不经意间就错过了与她的最后一面。那个大年初一的夜晚,陪伴我入眠的是眼泪。
凌晨两三点左右,睡眼惺忪的我被吵醒了。迷迷糊糊之间,我好像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妈?”我怕是梦,但还好我听见了一句“嗯,睡吧!”我被父亲揪了起来,“帮妈妈找找衣服吧。”母亲蹲在地上收拾着行李,“好,那毛巾、牙刷都带了吧。哦,对了,还有睡衣,等一下,我去帮你找。”我平静得像一个没事儿人一样。经过一夜的心理建设,虽说心有余悸,但终于也不再对母亲援助湖北有什么异议。毕竟医生的天职不就是救人吗?何况她还是党员呢,国家既然需要,那就要去!母亲临走前,我只说了句,“加油,照顾好自己,多救几个人,平安回来。”我知道此时不能有不舍,虽然忍不住,但绝不能说出来。当母亲拉着行李箱走出门的那一刻,我趴在栏杆上静静地看着外边,悄悄地哭了出来,看着这个河南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中的一名战士走向了她的战场。
之后的每一天当中,只要母亲晚上没有夜班,我都会和她保持着视频通话。我清晰地看到已经下班几个小时后的她脸上清晰的勒痕;看见她因工作需要而剃掉的鬓角、剪短的长发,而新长出的,颜色也发生了改变;听她讲在病房中穿戴防护服的闷热感;听她说病人病情好转时与她分享喜悦。
如今母亲已经到武汉一月有余了,父亲与我也慢慢地习惯了。日子虽难熬,但也不乏好消息,新增感染人数与日递减,各省份有序复工,还有母亲所在的武汉医院中已经有很多人经治疗痊愈出院了。我想,海涅说得对:“冬天从这里夺走的,春天都会交还给你。”
在这个疫情期间,我看见了我母亲,一个普通医生为祖国的贡献,还有千千万万的如我母亲般的人,不只在这次疫情中,平时在祖国的发展中所付出的点点滴滴。他们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夯实国家基石,一声不吭地尽己之力,默默奉献。他们虽然普通,却如山般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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