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隔离点做了15天志愿者：出发时迟疑 归来时不舍

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有位朋友写道：“再见××，平安回家！”除了这八个字，此外别无配图。但就这么一看，我知道我的这位朋友已结束了一场战斗，经历了一次洗礼。

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曾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也就是俗称的“隔离点”）志愿服务半个月——一个完整的隔离周期。不过，我比他早一批到达，而正是他来接替我的志愿服务。

我放下手机，撑开手心，仔细端详。十多天前因消毒药水侵蚀而满掌红斑、蜕皮严重的双手，红斑已经褪去，新皮已经长成，看不出任何变化。然而，脑海中关于××隔离点的记忆却不停闪现——从报名到出发，从恐惧到适应，最后平安回家，一幕幕场景、一个个细节异常清晰。

一、紧急征召

大年初二，刚吃过晚饭，我正准备起身收拾碗筷。此时，手机传来微信新消息提示。我心里一紧，想必是单位加班通知。打开微信群，收到一则关于选派机关年轻干部到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志愿服务的通知，落款为市委组织部（注：我们这个市为县级市，并非地级市）。

工作群一反常态，并没有马上出现一连串的“收到”回复。我看完文件，心里有了报名的念头，但还想观察一下其他同事的反应。办公室主任见没人回应，开始小心地试探着大家的态度。我再次仔细阅读了一遍文件，发现报名条件都符合。不过，“服务期至少14天且服务期间不准回家”的提示，让我有些迟疑。

正寻思时，手机屏幕弹出一条消息：“我是年轻党员，我报名。”报名的这位同事比我小几岁，是一位身材娇小、家境优渥的姑娘。凑巧的是，她家就在我家隔壁单元楼。同事那掷地有声的回答，直叩我的心底，让我顿感惭愧。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姑娘都能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身为男儿且同为党员的我为何还在踟蹰？我随即私信办公室主任，申请报名。

单位同事纷纷为我俩点赞加油。可我没有一丝激动，只祈祷能顺顺利利完成服务，平安回家。临睡前，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趴在即将出征武汉的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身为军医的母亲背靠门框，一手捧着女儿的脸颊，一手擦拭泪水。我不由得感叹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二、匆忙出发

疫情形势急转直下，我市及周边县市陆续新发现了几例输入型确诊病例，随之而来的是一道接一道的防控令和不断加码的管控措施。大年初五晚上9点多，市委组织部打来电话，没有一句新年里应有的寒暄和祝福，仅告诉我准备几套换洗衣物，明天早上到市政府集合。不及问清楚去哪个隔离点，电话已经挂断，莫名的忐忑和担忧开始涌上我的心头。

第二天清早，我独自开车赶往市政府。入口处的保安戴着护目镜和口罩，手握测温枪，对进入人员逐一测量体温，我本就忐忑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集合大厅里，先到的志愿者都戴着口罩，散立在大厅各处，独自低头翻看手机。点名报到后，我们一行十位志愿者登上在外等候的中巴。车门正要关闭时，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快步冲来，踏在车门台阶上简单叮嘱了我们几句，并鞠躬致意。这不经意的举动，触动了车内每个人的心弦，大家不约而同地使劲鼓起掌来。我想，这掌声既是对鞠躬的回应，也是对我们自己的鼓劲。

在车上坐定后，发觉自己的背包鼓了许多，打开一看，发现是家人早就塞好的一袋袋坚果。转眼望着道路两旁紧闭的店门和空无一人的街道，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三、进入隔离点

××宿舍区是工业园区内企业共建的职工宿舍区，主体是四栋宿舍楼，每栋楼各占一边，刚好围拢成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摆放着一个雕塑。宿舍区建成不久，多数尚未启用，刚被征用为医学隔离点的即是位于东侧的四号楼。

先遣队工作人员已身着防护服在入口处把守，完成体温检测和扫码入群后，我来到位于四楼工作人员区。拖着行李箱走在狭长昏暗的过道上，感觉仿佛重新回到了校园宿舍。打开房门，房间宽敞明亮，但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桌，一条钢制板凳和两个高低铺，阳台处装着一个不锈钢大水槽，侧边是卫生间。大板桌上还留着刚擦完灰尘的水痕，板凳的凳腿早已锈迹斑斑，一块未安装的床板靠在墙上。想必所有家具都是临时调运过来的。墙上的挂壁式空调和墙角的路由器让我勉强打起了精神。我赶紧打开空调，测试网络，阵阵暖风赶走了寒冷，满格的信号驱散了焦虑。

工作人员拖着大纸箱给我送来了三条军用毛毯和生活物资，我一件件取出，码放在床上。除了牙刷、毛巾、脸盆之类的洗漱用品，还有电吹风、电水壶这样的小家电，更为贴心的是，还有眼罩和耳塞。看着铺满一床的物品，着实有点意外和感动——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周到的准备，真不是件易事。

四、现场培训

中饭刚过，群里传来一张宿舍平面图、一张岗位分工表和一份工作手册。四号宿舍楼共有13层，每层39间宿舍，其中四楼是工作人员区，5至12楼是隔离观察房。全体人员被分为四个大组：综合服务组、人员联络组、医疗保障组和安全保卫组。综合服务组是先遣队的班底，负责后勤保障和综合协调；安全保卫组由公安干警和辅警组成，负责外围警戒、监控值班和紧急处置；我们志愿者和几位医务人员被安排在医疗保障组和人员联络组。人员联络组的职责相对简单，主要是稳定入住留观人员的情绪，并随时回应他们的诉求。我所在的医疗保障组任务最为繁重，除了负责留观人员的入住，送餐送物，还要处置医疗垃圾和进行室内消毒。医疗保障组又分为三个小组。每组三人，对应上午、下午、晚上三个班次；每个班次五个小时，轮流交替。

医疗保障组长召集所有组员开会，演示如何穿脱防护服与佩戴口罩，讲解留观人员入住流程，最后反复叮嘱注意个人防护。医疗保障组长是位医生，习惯性地将留观人员称呼为“病人”。一位志愿者灵机一动，提议把留观人员改称为客人。大家都觉得这称呼既不拗口又很贴切，便将其固定下来了。

小组长拿出全套防护装备，从上到下包括头套、护目镜、口罩、乳胶手套、防护服、鞋套，让我们试着穿脱。穿戴看似简单，但每个步骤都有一些要领，必须小心翼翼。我拍了一张自拍照传给家人，看到我保护得严严实实，他们安心了许多。随后，小组三人一齐穿着防护服实地模拟了一遍所有工作流程。隔离观察房的摆设和生活物资与我们志愿者一样，个别房间还加装了电视机，方便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打发时间。

五、寒夜难眠

宿舍的喷淋龙头简陋却实用，一红一蓝两根水管的顶端各装一个阀门，然后汇接成一个出水管。我拧开热水阀门，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赶忙后退几步，可一股冰冷的铁锈水还是不偏不倚打在脸上，用手心一抹，满手都是黄褐色的水痕。继续放水，但水温始终冰凉。正要了解情况，发现微信群中已有了各式吐槽。现场指挥长安慰大家，说宿舍供热依靠太阳能和空气能，待天气晴好就会有热水。一位志愿者并不买账，转发了一张天气象预报截图——未来七天每天都是阴雨，气温也逐级下降。预想到未来十余天都可能无法洗澡，我心里开始有些怨气。

我转身去铺床。军用毛毯摸着很厚实，手感也不错，不过总感觉散发着一股异味。我凑近一嗅，浓重的木屑味和发霉味充满整个鼻腔。本已沮丧的情绪便一下跌至谷底，许久未能平复。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竟着衣歪躺在两条毛毯间。

六、首位客人

2月1日上午，隔离点迎来了第一位客人，恰巧轮到我们小组值班。看到我们全副武装和外围站岗的民警，客人有些害怕。体温检测37.2度，这是发烧的临界点，我们立即警觉了起来。询问得知，客人1月23日赶在离汉通道关闭前离开武汉，一路辗转经过湖南、江西、福建，本想投奔长三角的亲属，但长三角各大城市已经禁止入城，故无家可回、投亲无望的他只能在我市高铁站下车，随即直接被送至隔离点。客人不时咳嗽，让我们感到十分担忧，大家心照不宣地撤后几步，并用力按了按口罩鼻夹和护目镜框，赶忙加快速度安排客人入住，并叮嘱他，身体若有不适必须第一时间报告联络人。

当天晚上，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客人体温超过38度，被紧急送至市人民医院。我心里咯噔一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停翻阅关于新冠肺炎救治方法的信息。午夜12点前后，医院传来好消息——客人肺部影像学正常，血液化验提示普通感冒。客人被留院隔离治疗，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一些。又过了两天，客人的核酸检测呈现阴性，从而彻底排除了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这一场虚惊，给所有工作人员上了生动一课：安全防护时刻都不能放松，危险或许就隐藏在身旁。

七、独守值班区

从第五天开始，原本紧张的医用物资愈加短缺。所有医用物资都限量供应，尤其是防护服仅在当班前才能到组长处领用，其存量仅能保证当天。为减少物资消耗，组长考虑突破“双人进出”的规定，改用“单人上楼执勤，其余楼下备勤”的模式。我第一个尝试新模式。上楼前，楼下备勤的志愿者反复检查了我的穿戴，在把对讲机交给我时又叮嘱我，有事时随时呼叫。

到了值班区，没有预想中的紧张，反而有些兴奋。完成台账登记后，顺手抽出一张白纸，一边眺望远处的工地和高铁线，一边开始涂鸦。每隔一会就不自觉地按下对讲机旋钮，看看时间，期盼时间过得快些再快些。正当自己发呆时，对讲机传来“医疗组、医疗组”的呼喊，我抓起对讲机大声回复“收到、收到”，但对讲机另一头仍传来不断的呼喊。我有些慌神，最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按下通话键。所幸没有意外，只是安保人员在监控中看到有客人打开了房门，通知我劝阻客人。

八、难忘元宵

元宵节到了，掐指一算来到××已是第十天。临近傍晚，市委组织部派人送来了慰问水果和汤圆，几位擅长厨艺的志愿者，蹲在电饭煲前为大家煮汤圆。看到汤圆充足，现场指挥长临时决定为所有客人加送一份。我们待班的两组迅速穿上防护服，上楼与值班组一同为客人们送上这份元宵礼物。知道我们来送汤圆，有些客人隔着门大声向我们道谢，有些探出头向我们挥手致意。这一声谢谢、一个挥手，是我收到的最特别的元宵礼物。重新下楼已近8点，医疗组的其他志愿者都在默默等侯我们。看着一盒盒原封不动已经起糊的汤圆，一同上楼的女医生当场泪目。

回到宿舍，照例刷一遍朋友圈和微博，看到几位客人们在朋友圈里晒出的汤圆照片和留下的感人话语，看到一篇篇、一幅幅纪念在前一天去世的武汉医生的文章和图片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留下了眼泪。我走到阳台上，抬头远眺窗外的高悬的明月，唯愿这轮明月捎上我对医护工作者的敬意。

九、专司消杀

随着客人增加，隔离点接近饱和，志愿者队伍也不断壮大，现场指挥部对医疗保障组的分工做了调整，我们小组再添两人组成消杀小组，专职负责空间消杀和医疗废物处置。虽然工作内容较之前单一，但责任和强度却一点没有减轻。

消杀是一件细致活，除了要弄清不同消毒区域、物品的喷洒剂量和不同浓度溶液的配比规则，还要谨防意外。一位志愿者在配比消毒水时，不慎将高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溅在袜子上，袜子很快就腐蚀出一个大洞，事后大家对此仍心有余悸。

消杀更是一个体力活，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再背上接近40斤的农药桶，即使不动也会大汗淋漓，更何况要在一个班次里不停歇地喷洒完足足三桶，完成六层楼的消杀。喷洒中，喷杆和软管的连接处难免因压杆控制不当而漏液，消毒水顺着橡胶手套的缝隙渗透到手中，异常难耐。一班过后，褪去手套，双手都已裹着湿漉漉一层皮泥。轻轻一搓，一块块表皮随着皮泥一块掉落。

十、准备回家

2月12日，和往日一样穿好防护装备准备上楼开始上午的工作。走道上看到许多陌生的面孔，估计又是来增援的志愿者。下班后才知道，他们都是来接替我们的新志愿者。

接替我的是一位憨厚、腼腆的小伙子，一问才知道是位返乡的大四学生。问及为何来隔离点，他告诉我，他既想出把力又想锤炼一下自己。下午工作交接后，同批的十位志愿者相约到小广场的雕塑前合影，这是十四天来第一次踏出隔离点大门。抬头望着无边的白云和隐约的太阳，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第二天清早，我收拾好行囊，擦拭完桌椅，端坐在木板桌前。撕开最后剩余的两小包坚果并一齐倒入口中，慢慢咀嚼并环顾四周，看着叠成“豆腐块”的军毯，挂在晾衣架上的塑胶鞋套，水槽上牙杯里挤扁的牙膏，心里竟有一丝不舍。伸出双手，望着红肿、坑洼的双手，我感慨自己没有偷懒、尽了职责。

临走前，我在电梯厅的留言板上写下寄语：“吾辈共责，同袍克瘟，心凝志矢，凯歌必闻”。接我们回家的，仍是那辆中巴车和那位师傅。看到××宿舍区大门的抬杆渐渐抬起时，我知道，同车的所有志愿者都结束了一次人生的洗礼！

（作者叙时为某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志愿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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