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医鉴可资？ 医学史教育浅谈

【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校内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

12月中旬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去世，3个月以来，这场疫情对社会和人心造成的冲击已然超过病毒本身，原本极专业的医学术语，随着疫情势态的发展，与“隔离”、“封城”和“口罩”等词语相关联，成为普罗大众口中熟知的名称，逐渐具有了社会学的涵义。而因疫情导致的社会的隐形裂痕、区域性歧视、疾病的污名化，以及世界各国对戴口罩与否的不同文化阐释，“冠状病毒”的文化隐喻也正在形成中。无疑，“冠状病毒”会是2020年最深入人心的关键词。

疫情发生以来，除了从流行病学和国家公共卫生应对等专业领域探讨问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疫情的公共话题中，“传染病史”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不只是历史学家对此关注，社会各界对中外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及其各国政府应对的经验与方式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媒体在报道上方面也强化了疾病史的视角，诸多历史学者或通过媒体发表见解，借助云端讲述“疾病与人类文明”的故事，正如前天哈佛医学文化学教授A. Bernard Ackerman在哈佛大学新冠病毒研讨会所说的，历史学家在疫情讨论中确实还有很多可贡献之处。这样的事例，第一次是出现在SARS之后，2003年的疫情使“疾病史”——这一门完全边缘化的学科成为显学，当时，多少有点出人意外。近15年来，有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进入此领域，开拓出诸多新方向新题目，成绩斐然。只是，这股热浪在这几年逐渐退潮，许多当年热衷于医学史与卫生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悄然离场或者转向。“新冠”伊始，历史上疫情的研究又一次成为热点，问题是这股热潮可能持续多久？是否再次会随着个人和社会对疫情记忆的淡忘而慢慢冷却下去？

医鉴可资？历史研究可以很好地描述过去的疫情所带来的伤痛，缓解当下人们的恐惧或紧张情绪，历史学家也可以从文献中找到古今中外抗疫的方法，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抗疫策略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医学史和疾病史的价值不应当只在特殊期间才能有所体现，否则，历史的教训真的会重来。

如何使医学史和疾病史不成为疫情的副产品？教育或许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常态的理想途径。耶鲁大学一门“传染病史”课，早已制成网上的公开课，无论是对医学生还是公众普及传染病知识都是极好的教案。耶鲁医学院有医学史系，专门从事医学史、生命科学和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和教学，该系与历史学系合作为本科生设计医学史教学项目，面向将来从事医学、公共卫生或其他卫生保健领域工作的学生，并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讲授医学思想、医疗实践和卫生机构的发展，将博雅教育与他们即将职前培训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应对当代医学面临的挑战。耶鲁科学史与医学史中心与历史系设计了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探讨各种各样的主题，如美国的种族和医学、中国科学、妇女和医学、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公共卫生和流行病、科学和国家、医疗技术和药物。

作为近代医学科学发展的产物，医学史是随着医学进步而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它与近现代医学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西方医学院学生的基本学科之一。在欧洲医学院校常设医学史教学课程，综合性大学设有医学史和科学史、或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提供医学史和公共卫生史的研究生项目。上个世纪50、60年代，47%美国医学院开设有医学史课程，但到70年代，随着医学分科细密化和治疗科技化，医学史教学缺乏资金的资助，一度被屏蔽在核心医学教育课程之外。本世纪以来，意识到医学史知识对于医学生的培养有着特殊的优势，尤其可以增强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医学史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在美国诸多大学蓬勃兴起。但是西方医学院的医学史教学的出发点并不是在关心“过去”的成就与辉煌， 而是为了“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成为帮助医学生乃至医生了解科学、医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牛津大学为已毕业的医生开设线上的医学史课程，课程聚焦于西方医学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如医院的出现、公共卫生的作用、生物医学研究的兴起等，深入了解医学的过去，探讨是什么塑造了当代医学，以及人们如何研究医学的。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系史，为本科生开设两门医学史课程，即6大古典医学模式、古希腊医学至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的 “医学史”；从启蒙运动至今的“近代医学史”课程，介绍西方医学思想、科学、医生和卫生制度，以及医学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最早有医学史教学是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以讲解西方医学史为主，中国中医药大学基本都有中国医学史课程，以弘扬中国传统医学思想与学派为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高等医学院校对人文医学教育的重视，医学史教学逐渐受到各大高等院校和医学院的重视和学生的喜爱。疫情之下，更有必要大力提倡对大学生、尤其医学生展开医学史和疾病史教学。

首先，本次疫情中就中医中药的抗疫救治的价值，出现多种声音，中西医之争隐而不发。倘若学点医学史，人们可以换一种方法和思路考察这个问题。虽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文明圈的医学各有其特性，世界各地存在诸多不同的医疗模式。但是探索生命知识、治病救人、维护人类的健康是东西方医生共同紧守的基本准则，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相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世界，东西方的医学思想和伦理价值观都是有其一致性和共同性的。

其次，医学史让学生了解到现在所秉持的医学观念是如何创建的？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医学观和生命观有什么区别？在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医学史的课堂上，老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细菌学的出现如何改变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公共卫生官员的做法?从何时起母亲选择男性助产士而不是女性来接生?为什么？结核病如何改变了南非金矿开采的政治经济? 现代遗传学和新型药物在哪些方面重新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意识? 类似“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思考与讨论，都将有助于医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内涵与趋向，进行批判性分析与解释。

第三，只有深刻地了解医学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艰难历程，梳理了现代的医疗观念与传统的技术和知识间的关联，才有可能建立起对医学传统的敬畏和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之心，懂得科学精神之于医学进步的重要意义。

第四，医学史有助于拓展医学生的视野，薛定谔曾说：“一群专家在某个狭窄领域所获得的孤立知识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余所有知识综合起来，并且在这种综合中真正有助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具有价值。”医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既能从历史长河出发，探究现代医学思想的渊源、生命伦理学的演变，亦能站在地球的任何区域，考察疾病的地方性特征、比较各国卫生制度和医疗体制的优劣。透过历史的纵向和横向维度，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特征，尊重医学文化的多样性。

第五，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无论是医学史上的各项发明、发现，抑或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危害人类生命、影响社会秩序的疾病大流行，以及目前日益严重的医患矛盾等问题，都离不开传统基础、自然哲学思想、文化氛围、宗教信仰和时代诉求，这些因素自然构成历史事件的人文环境。

事实上，向医学生讲述医学史，可能是医学教育中极为实用而有效的学术案例，比如，“冠状病毒”的发现史， “冠状病毒”最早是在英国的实验室里发现的，1965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普遍感冒中心的负责人、病毒学家泰瑞尔（D. Tyrrell, 1925-2005）的团队从一位患普通感冒的成年人的呼吸道中捕获一种名为B814的可传播的病毒，该论文发表在 1966年1月的《柳叶刀》上，它被认为是第一篇冠状病毒的论文，至 60年代末期，泰瑞尔带领着一群病毒学家一直在从事这项人类毒株和动物病毒的研究，1975年5月泰瑞尔团队在《国际病毒学》上介绍了其研究的新进展，这种新病毒表面程序呈冠状外观，正式命名其为冠状病毒（corona）。研究发现，在温带地区，呼吸道冠状病毒感染多发生在冬季和春季。1999 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在主编《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时，军事医学科学院五所的老教授朱关福自告奋勇要求撰写冠状病毒 当时中国病毒学家都不知道有这种病毒。可见，作为医学专业知识的“冠状病毒”，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已进入中国医学院的课堂，但直到2003年，SARS在中国出现时，科学家和病毒学家才该教材上真正了解“冠状病毒”的特性。2020年的武汉事件无疑会改写“冠状病毒”的发现史，因为它飞越生物医学的实验室，进入普通百姓的记忆中，构成医学社会史的特殊案例，将会是历史学家和病毒学家教学的绝佳素材。本文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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