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转机后开始隔离生活我从伦敦“逃”回昆明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3-20 18:18 https://www.yybnet.net/

作者：lemeng去年英硕毕业，留英工作半年，本打算项目结束回国发展，因疫情提前回国。

3月17日，经历了21个小时戴着口罩的空中飞行、两次转机以及数十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辗转从伦敦“逃”回国内，住进了昆明的一家小酒店，开始为期14天的隔离生活。（碎片大厦）

英国疫情概览：2020年初，当国内疫情大规模蔓延的时候，英国风平浪静。2020年1月31日，英国两例确诊。新冠状病毒在英国突然有了存在感。2月10日，英国境内共8例确诊。周围人开始讨论买口罩。2月15日，9例确诊病例8例治愈出院。大家似乎松了一口气，记得当时还有人发朋友圈说“大英帝国不是说说而已”。3月5日，首例在英感染的新冠状死亡病例，确诊人数90。3月19日，英国累计确诊3269例，死亡144例。疫情刚开始在伦敦出现的时候，对于防御病毒，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戴口罩。我以为这是常识。但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戴口罩等于有病，没有生病戴口罩更是匪夷所思。一些当地媒体大肆鼓吹口罩无用论，甚至说不利于患者康复。也有媒体把中国人喜欢戴口罩解释为隔绝空气污染，评价说这种行为增添社会恐慌又没有太大实际作用。（某英媒对戴口罩行为的看法）
比较糟糕的是，随着疫情逐渐严重，我身边一些国人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中国同事大白天在伦敦市中心被打，新加坡籍校友在牛津街被打，中国女生戴口罩被当街泼冷水，超市里也有一群青少年朝着自己喊病毒......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这场“瘟疫”就是一场因为中国人野蛮的食物偏好和堪忧的卫生习惯造成的灾难。因此对于我来说，家和公司成了最安全的避风港。虽然也并没有那么安全。（朋友圈里的图片，英国非伦敦地区超市货架）
（伦敦超市里，我在伦敦期间并没有看到过空荡荡的货架）
同事几乎每天都会讨论新冠病毒，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离武汉远不远...办公室内时常有人咳嗽发烧，但他们依旧不会戴口罩。闲聊的时候他们说因为年轻能自愈，所以不担心自己会被传染，唯一担心只是怕传染给家里老人。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决定回国。（车窗外可爱的伦敦，我会想念你的）
3月14日，去机场头一天晚上。在经历一个下午的翻箱倒柜之后，我把带不走的行李从伦敦塔桥搬到朋友宿舍。地铁上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我躲在车厢最靠边的位置，小心地看着上上下下的人，警觉地听着陈旧的地铁发出尖锐的声响。讽刺的是，怕被暴力歧视的担心更甚于被感染。3月15日：伦敦-香港 开启十几个小时的“修仙”模式第二天下午1：30出发去机场。因为在车上带着口罩，Uber小哥一直跟我强调他专门查了数据，每年全世界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比新冠状多，不知道我们在担心什么。我说今年才过去三个半月，每个国家因为对策不同所以死亡率也不一样，现在说最终死亡人数还太早了一点；但是新冠状的感染率肯定比流感高，所以小心点总是好的。他说只要勤洗手不要接触口鼻，离患者远一点很难被传染，就算被传染了年轻人抵抗力强也没什么事。但就算自愈率有百分之八十，我也不想体验那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后来我们又聊到了封城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他觉得封城没必要，但认为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的我，很庆幸中国政府的决策和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抵达航站楼：希思罗T3航站楼比以往冷清很多，往来的亚洲面孔占大多数，而且都带了口罩，一颗悬着的心有了些许慰藉——终于不会因为戴口罩而在人群中显得尤为突兀。（仿佛只有亚洲人戴口罩）
希思罗现场工作人员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其他的防护措施，于是很快拿到登机牌，托运完行李排队安检。安检的队伍里聚集了各个国家的人，除了戴口罩的亚洲人，零星几个欧洲面孔和印度小哥也戴起了口罩，还看见了一个人带着彩色防毒面具，让人忍俊不禁，好像反应过度有了最高标准。（穿着防护服的母子）
安检并没有测体温，很快通过之后直接到了候机厅。远远看见祖国同胞们陆陆续续开始了“战前准备”，放眼望去全是各式口罩，手套，护目镜，防护服（或者雨衣）...进入机舱：已经入座的乘客纷纷淘出了消毒纸巾给座位进行二次消毒，连外国人也都带上了口罩。还有人用消毒棉签试图把酒精送到湿巾难以触及的狭小角落。即使戴着口罩也能隐约捕捉到空气中的酒精味。我把手凑到邻座的小Y的口罩前让她感受一下这迷人的酒精味，她笑着说这是“the smell of safety”（有安全感的味道）, 可不是，这刺鼻的安全感。（上飞机后大多数人都把自己严实地包起来，外国人也不例外）
上机前被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摘口罩，我相信机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打算，于是开始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滴水不进模式。空姐也习惯了在提供餐食的时候很多人说不需要，询问速度特别快，得到否定答案之后便不会再次确认。飞机上偶尔传来喷嚏和咳嗽的声音，我毛骨悚然。于是更加频繁的脑补空气中肆意流动的病毒正在伺机寻找缺乏防护的人。每次身体给大脑发出缺水缺食的信号时，意念都会强制驳回。（朋友嘱咐飞机上全程不要摘口罩）
在飞机上很难睡着，于是看完了《三体·黑暗森林》的最后一章，恍惚中分不清现实和科幻。虽然病毒不是不可战胜的三体，但是对于人类脆弱渺小的真切感受是一致的。不睡不吃修仙了十几个钟头后终于落地。目的地是上海，所以在香港不用出关检查。转乘的时候需要再安检一次，有香港的工作人员拿着体温枪测体温，如果没有发烧就可以进入候机厅了。3月16日：香港—上海三次检测，六个小时后我拿到行李去上海的航班旁边坐了个南非白人，觉得闷得慌医用口罩摘了又戴，戴了又摘——终于把线玩断了。我送了他一个，结果这个五十多岁在中国待了好多年的外教悠悠的来了一句“don”t you think people are overreacting about this”（你不觉得大家对病毒反应过度了吗），我又被迫开启了保护我方防御塔模式，跟他一再强调这不是普通流感，戴口罩既保护自己又保护别人。他说他来上海是重新找工作，因为之前的学校因为疫情的缘故让他做线上教学，他不愿意，说自己没办法保证正常的线上教学工具，也因为年纪大了不想重新学习如何进行线上教学了，所以和老东家分道扬镳。他不是一个人，疫情冲击了很多传统行业，对于不再具备旺盛精力和学习里的人来说，这次疫情导致的直接失业以及行业转型导致的更大规模的失业将会持续多久，他们又何去何从？落地上海：晚上6：50左右之后飞机落地。所有乘客原位等待海关检疫人员检查。大约十分钟左右，空姐开始按照姓氏字母表一个一个叫名字到机舱门口做体温检查。等了两个小时之后外教大叔忍不住说“we are just suffering with our names”（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名字遭罪）, 我回“but luckily your surname does not start with Z”。（幸好你的姓不是Z开头的）说说笑笑半个小时之后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第一关检查正式开始：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着体温枪挨个检测体温，检查护照和健康申报表。微信电子版的健康申报表暂时没用，所以在飞机上要填好要纸质版的，申报表上机后会派发，落地前填好即可。飞机上是不会提供那么多笔的，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避免耽误时间。如果没有任何发烧症状就可以出机舱，我们跟着工作人员来到第二个检测点。路上工作人员大喊大家不要走得太散排成一列，于是十秒钟不到大家就乖乖列成了纵队前行。觉得自己很像流水线上的产品，等待着被盖章印戳“合格”或者“危险品”。（检查健康申报表，问询）
拿好纸质版的健康申报表（暂不上交），在扫二维码填写入境上海电子版健康申报表之后会有一个专门的监测点，工作人员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1.14天之内是否有意大利韩国伊朗法国西班牙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根据情况这些重灾区国家的名单会更新）旅游史/居住史？2.是否和确诊和疑似病例有接触，社区是否有人被感染？3.最近几天的航班行程，航班号以及座位号？4.入境目的地以及具体家庭住址？检疫小哥附加题：你从伦敦回来机票多少钱？怎么刚才有个从伦敦回来的机票18万？问询结束检疫人员会根据个人情况以及纸质版的健康申报表填写另一张表格，并且根据出发的地点给护照和表格贴上相应颜色的标签，大家根据标签分流进行下一轮的检测。（问询完会在护照和健康申请卡上贴上不同颜色的标签以便分流）
第三个检测点是中国边境卫生检疫，大家根据护照上的标签颜色到不同的关口进行检测，如果只贴了绿色标签就可以直接走自助通道出关，其他颜色的需要继续到人工窗口。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快被饥饿和困倦击垮的我倚着小行李箱的拉杆，绝望的看着前面蜿蜒曲折的大长队，干脆把背包丢在了地上，队伍往前挪一点就踢一脚，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可以站在黄线外等待。边境检疫工作人员的系列问题基本上和第二轮问询问题大致相同，只要你会说中文，如实回答五分钟之内基本可以出关。唯一不一样的是附加一个人脸识别，需要摘下口罩，识别完工作人员问我要去哪里，我正转头想回答的时候他很严肃的说：先带上口罩再说话。过了边境卫生检疫就可以去拿行李。此时已经晚上十二点半了。因为订了第二天一早的航班回昆明，就差几个小时值机也懒得折腾去找住处，索性找了个椅子坐下。一群戴着口罩也遮不住满脸疲态的人抱着手躺在机场的椅子上，幽暗的灯光下等候区就像医院走廊。安静的大厅时不时传来低声窃语，还有每隔三五分钟一次振聋发聩的防疫广播。3月17日：上海—昆明落地被隔离早上六点左右，值机的人乌泱泱一片聚集在了J区。这趟航班我和另外八个境外回来的“难友”都被安排在了飞机的最后两排，由工作人员指引最后登机。其实防控做的如此细节，坐在最后一排也安心。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健康申报数据，所以登机前需要扫码再填写一份健康申报表。困到无法思考的我径直走到了最后一排，沾上椅子就睡死到了飞机降落。中途三个小时发生了什么我一概不知。落地之后，等到全部乘客都下飞机了，我们留在座位上等待，随后检疫人员把我们带到了到达层的隔离区。检疫人员首先根据护照（或身份证）、机票核对个人信息，又让每个人用水银温度计测量体温。最后将体温和个人信息发送给审核的工作人员，等待进一步的核查，确定是否需要集中隔离。因为从境外返回的人员较多，工作人员人手不够，但是小姐姐们还是一直保持着专业的态度和极大的耐心有条不紊的推进检疫流程，并且尽快解决每个人的问题。一个英国妈妈带着两个女儿也在隔离区等候，但是因为小女儿年纪太小了，测体温的时候不小心把温度计打碎了，工作人员立马清理了现场，还温柔的安抚着她们说没事。信息采集完毕已经过了饭点，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男孩饿得受不了，工作人员马上打了电话让人买了零食，给在场所有的人送了一份，给我们垫垫肚子。（收到零食慰问包）
又在椅子上昏睡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接到了去指定宾馆集中隔离14天的通知。我们跟着指引坐上了一辆空港快线，除了工作人员和同样穿着防护服的司机，全程只有我们八个人。到了宾馆之后，工作人员拿着大型消毒喷壶把我们从上到下连带行李进行了360度消毒，酒精味刺的让人睁不开眼睛，酒精雾的朦胧中脑子里浮现出电影里囚犯入狱前的水枪和消毒粉洗礼，又一次提醒自己隔离期要正式开始了。（来接我们去宾馆的大巴车）
新一轮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灵魂拷问之后，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住交完房费就可以入住。隔离期间非工作人员不可以进房间，我也不能出房间。于是开始盘算着一会儿给爸妈发什么“愿望清单”以渡过漫长的禁闭期。（正在隔离的我）
3月17日晚：隔离生活
万万没想到回国见爸妈的第一眼是这样的：

（跟爸妈隔窗相望）透过铁窗听着他们熟悉的声音，我的心揪成了一团。心想以后可千万别犯什么事，这种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探监”不要再有第二次了。

入境隔离需要自付房费，我被分到了一个三人间，每晚一百多。（房间长这样）
门口的凳子是我和外部全部世界的全部交流——点的外卖或者爸妈带的东西由工作人员送到门口的椅子上，然后他们会敲门说“你的东西放在凳子上了”，我再开门拿，顺便感受一下外面自由的空气。（椅子成了reception）
每天两次测体温，上午九点一次，下午四点一次。拖着行李忍饥挨饿辗转两三天还不能回家，不能见爸妈，以及突然改变的生活条件和作息，让我的心理和生理上都有诸多不适应。但是非常时期，其实大多数和我一样的归国留学生都心怀感恩，不愿再给祖国添乱。（另一个朋友从伦敦回到沈阳，也经历了诸多波折）
微博上一些人说着让人心寒的话，但是他们还记不记得有多少海外华人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组织捐款、捐口罩、组织包机？人类思维模式的非理性成分导致了一些认知靠联想建构——当留学生和病毒，傲慢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整个群体也被迫和这些概念强行捆绑。然而每天上万境外入境人员，被感染的和不配合的公主病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