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举办八十大寿庆典,其祝寿之礼是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的金编钟。令人称奇的是,铜编钟历来以大小而定音域不同,可这十六只金编钟大小无异,每个钟内却含不同程度的铜质。这不仅是稀世文物珍品,也是康乾盛世的综合国力象征。
鲜为人知的是,溥仪靠卖《四库全书》筹措大婚费用这第一招失败后,又实施了第二招:私下用金编钟等宫中珍宝,向北京盐业银行抵押40万元。北京盐业银行遂将金编钟密藏在东交民巷保险库里。
因溥仪无力偿还抵押利息,这笔款项连本带利达200多万元,盐业银行对外声称,若抵押到期则对外公开拍卖。
当溥仪听说国宝即将变卖,可急坏了。宫内珍宝将失去,更要命的是这将暴露其违法行为。溥仪立即直接派遣最信任的帝师陈宝琛出面,找到盐业银行的负责人,态度十分强硬:“这批抵押品是历史文物,绝不能视为一般物品,应当妥善保管,绝不可以还不上款为由,自行处理。 ”
在来回交涉中,盐业银行听出了溥仪的真正本意,就是清室无钱可赎。看得出,溥仪经济上十分窘迫。谈到最后,盐业银行根本没搭理溥仪,最终仍把国宝全部没收。
1924年,溥仪出宫到了天津。而仅隔几条马路的天津盐业银行,面临如何处理清室古董抵押而不出意外的问题。
在此之前,银行曾找过溥仪的七叔载涛,用钱封住了他的嘴,让他出具一个伪证,说是皇室抵押品已赎回。迫于各种压力,载涛只好照办。
接着总行派北京行经理陈亦侯接任天津行经理并将金编钟藏在京城。金编钟的秘密交易,不久被 《京报》披露。
随即,陈亦侯秘密将金编钟转移天津。突然有一天,陈亦侯家来了一位时髦的日本姑娘——日本驻津领事馆副领事的女儿。她送上昂贵礼品,企图弄清金编钟下落。不料,陈亦侯一口回绝。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群日本宪兵闯入陈亦侯家,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根本没找到什么金编钟。日本人失望而去。当日本军队占领天津法租界后,陈亦侯发去加急电报,请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万没想到的是,回复电报仅一个字:毁!这一下把陈亦侯气懵了。
陈亦侯找到朋友,天津盐业银行董事胡仲文,二人连夜把金编钟装入四个木箱,从法租界银行地下库房夹层转移到英租界地下室。
不出所料,金编钟前脚转移,后脚日本人就到了。陈亦侯被日本人抓起来软硬兼施。关押多日后,由于没任何证据只得无罪释放。
金编钟历经劫难。 1945年冬,岳乾斋病逝。同年溥仪被苏军俘获。金编钟知情者越来越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来到天津,派秘书来打探金编钟下落。可巧他是陈亦侯的早年同学,还没问起金编钟,陈亦侯便以攻为守,刚一见面便大发起了脾气:“我不知你们这些人安的什么心呵?掉脑袋的事儿扔给我,日本鬼子差点儿要了我命!过去让我销毁,如今是不是又找我来要?你们去找吴鼎昌吧,是他叫毁的! ”陈亦侯把事儿全推到吴鼎昌身上,侥幸又逃过了一劫。
之后,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亲自指令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查找金编钟下落,说这些金编钟属于“敌伪逆产”,必须没收。陈亦侯要以汉奸罪论处!
李汉元叫来陈亦侯,让他直接看这张密令。陈亦侯问起他:“你说,它值多少钱? ”哪知,李汉元微微一笑,说:“依我看呀,顶多就值一根洋火棍。 ”原来,早年陈亦侯曾经搭救过李汉元的性命。此时,李汉元当着陈亦侯的面,用一根洋火把密令轻轻点燃烧掉了。
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亦侯正在上海。
1949年天津解放的第三天,胡仲文向天津市军管会献出了秘藏多年的金编钟。不久陈亦侯从上海飞抵天津,表示这是他和胡仲文的共同心愿。如今金编钟已在故宫珍宝馆正式展出。 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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