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与苏轼

杨舟平

如果说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大师的话，那么沈括就是自然科学界的泰斗。《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沈括晚年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笔记体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为了纪念沈括，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79年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编号2027）命名为沈括。

北宋大文豪苏轼家喻户晓，而同时期的沈括知之者未必多。沈括比苏轼大五岁，却晚苏轼六年中进士。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入昭文馆。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这样，大科学家沈括与大文学家苏轼便有了同事的经历，融洽相处乃情理之中。

按说，科学与文学是两个领域，本来应该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安无事的，可沈括在历史上还有改革家的名号，他热衷政治，政治嗅觉灵敏。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沈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器重与信任，担任三司使（掌管国家财政最高长官）和朝廷派出巡察新法执行的钦差大臣。他考察后，给王安石和皇上的汇报只报喜不报忧：国内形势大好，新法效果明显，一派升平之势。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相左，和沈括所“看到”的也不一样。苏轼敢于直谏，遭到外放的命运，由京官下放到杭州任职。

1073年，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辞朝，宋神宗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后来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谕对苏轼“格外关照”。

沈括到杭州见到苏轼后，嘘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走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苏轼性情耿直，没有多想，就把当时许多诗词近作，包括后来被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手书一份给沈括。

沈括一回京城，立刻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地找出一些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加以详细“注释”后迅速呈送宋神宗和王安石等要人。沈括此举，本想取媚王安石和皇上，可没料到王安石竟置之不理。

后来，苏轼陷入文字狱“乌台诗案”，险罹杀身之祸。王安石罢相后，沈括立马转身，诋毁新法，与王安石划清界限，向新宰相吴充上书，痛陈新法弊端。吴充看不起沈括为人，就把检举王安石的报告递给了宋神宗。宋神宗一看，开始冷落沈括，后将之贬出京城。

元祐年间，苏轼在杭州当差，沈括居然若无其事地几次到苏轼那里叙旧，且每次恭恭敬敬礼数周全，但苏轼已从骨子里看不起沈括了。

行文至此，读者不禁要问，沈括与苏轼曾经是同事和朋友而不是对手或政敌，工作领域又不一样，井水不犯河水，那么，沈括为什么要陷害苏轼呢？

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解释：“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可王安石不仅是当朝宰相，而且是一位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

可见，沈括出卖苏轼，或许有余秋雨所说的嫉妒成分，但我想，沈括绝不会糊涂到拿自己的短处和苏轼的长处相比较，糊涂到和苏轼在文学方面比高低。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之间发生，我以为沈括是政治舞台上的“顺风倒”，为保全自己，随风转舵，卖友求荣，所以自北宋以来，沈括受到几个时代的冷遇，死后无人给他建碑，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单独列传。

因为“乌台诗案”，沈括为自己涂上了一笔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梦溪笔谈》的问世，奠定了沈括杰出科学家的历史地位，而后世也因此忽略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变脸”。否定沈括的人品，并不妨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是为一分为二。

一位科学巨匠，才高名微；一位文学巨擘，才高名重；一位科学大家，道德侏儒；一位文学大师，百世流芳。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不管你做什么，归根结底是做人，“立德、立言、立功”，德为先，告密、变节者历来为人所不齿！

有哲人说：看不懂历史，就看看现在；看不懂现在，就看看历史。历史人物往往就这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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