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花冠病毒》背后的故事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毕淑敏是作家，也是医师、心理学家。2003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毕淑敏参加特别采访组，赴“非典”一线进行深入采访，酝酿沉淀多年后，2012年，长篇小说《花冠病毒》出版。2020年4月，《花冠病毒》全新修订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疫情之下，和药物同等重要的是信心。《花冠病毒》不只是一个关于病毒的故事，它更多的是探索在灾难面前人们心灵危机的应对之策，表现人性在面临危难时刻所迸发出的悲悯和无奈，在绝境中展示出的强大和坚韧。

有对现实的观察但更多出自想象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20NN年”，一种极其凶猛罕见的病毒突袭“燕市”。亲临一线的科研教授于增风，以身试毒不幸身亡，他给这种古老生物赋予一个艳丽的名字——花冠病毒。全城戒严、人心惶惶之际，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成为亲临抗疫一线的采访组成员。她深入了解了这场巨大瘟疫中方方面面的战况和应对灾难之策，体察到普通人濒临死亡时的心理困境。罗纬芝不幸也身染瘟疫，命悬一线。当她得到解药获救后，陷入了更深刻的反思与救赎。无法逃脱的命运之战，人类将如何面对？人类与病毒的较量，将把我们带往何方？人类如何构建内在的心理能量，战胜突如其来的险恶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许多新老读者捧起这本书，被其中对病毒形态及其杀伤力的描写所震撼。有人觉得她是预言家，而毕淑敏说：“这些天有朋友不断问我为何在8年前就有此预见？事实上，我希望它永远只是预见，而非重现。小说中有我对现实的观察，但更多出自想象，无需对号入座。”

毕淑敏所说的对现实的观察，是来自她2003年的经历。在那场席卷全国的SARS疫情中，有医学和写作双重背景的她受中国作协派遣，成为一线采访团一员，开赴抗疫一线。她忍痛离开患癌症的母亲，昼夜走访抗击SARS的一线医生护士、从SARS中恢复过来的病人，甚至包括外交部、国家气象局。她目睹了病人的痛苦和求生欲，医护人员的抗争与困窘，各个行业的协力互助。她曾经身穿特种隔离服，在焚化炉前驻留，“我与SARS病毒如此贴近，我觉得自己闻到了它的味道。病毒其实是没有味道的，我闻到的也许是病人的排泄物和消毒液混合的味道。袋子密封非常严密，其实这味道也是闻不到的，只是我充满惊惧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的铁肩担当和沸血激荡

2003年的那次采访之后，毕淑敏没有动笔，而是陷入长长思考。她开始读书，除了哲学和历史之外，还有人类灾难史、瘟疫史、病毒学、群体心理学、说谎心理学等等，“我曾经什么都不愿写，因为作出预判太难了。不信你想，即使在资讯如此发达、手段如此先进、拥有卫星侦测数据的当今，天气预报还常常出错。在预报风和日丽的时候，你被暴雨淋成落汤鸡。然而，曾经保家卫国的军人职责，曾经救死扶伤的医生使命，都时刻提醒我，绝不可轻言放弃。我在睡眠中会不断梦到各式病毒，确信它们潜伏在人类进步的阶梯旁，伺机重出江湖。我梦到妈妈殷殷嘱托我要把作品完成，其中也渗透着她日夜不息的隐忍病痛和望我不辱使命的期待。更还有，我作为一个作家的铁肩担当和沸血激荡”。

8年沉淀和酝酿，1年伏案疾书，2012年，毕淑敏终于完成《花冠病毒》书稿，“我的初心，希望它永是预见，而非重现。病毒比我们人类更古老，人类和病毒必有血战，且会多次交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从原来的状态奔逸而出，如此疯狂？灾难起兮，从何而来，如何应对？它何时离去？还会不会再来？面对无数问号，人们须作出深刻反思，汲取经验和吸取教训。”

在《花冠病毒》初版自序中，毕淑敏坦言，这本书里，渗透着自己人生的结晶，“我青年时代在西藏饮下的每一口冰雪，我当医生抢救垂危病人时对心脏的每一次按压，我对鲜血从恐惧到习以为常的每一分钟目不转睛，我面对濒死者脸庞温和凝视的告别……这书里还包含着我绕行地球的漫长航程，包含我对以往和将来世界的回眸与眺望，包含着我对宇宙的好奇和幻念”。

这部虚构小说里，病毒源头是冰川水，这些灵感也都脱胎于毕淑敏的亲身经历。1969年，毕淑敏还不到17岁。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再坐大卡车，连续12天的长途跋涉，成为当时进驻西藏阿里高原的第一批5位女兵之一。随着大卡车的颠簸，原本平坦的世界仿佛变得竖立起来，从3000米、4000米，再到5000米、6000米，让毕淑敏恍惚觉得这已经不再是地球了，它荒凉的程度就像火星或月球的背面。自此毕淑敏在阿里高原当了11年兵，当过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这些地理课本上险峻、寒冷、蛮荒的名字，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眼前次第铺开。广袤的旷野和雪山，巨大的时空感，对毕淑敏影响很大。置身这样的环境，人并不会去斤斤计较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在那里，“你有一千种可能性会死，比如雪崩，比如坠崖，比如高原肺水肿，比如急性心力衰竭，比如战死疆场，比如车祸枪伤……”这种极端的环境，就特别容易让人明白生命的珍贵与短暂。

与死亡近距离交锋过，会让一个人变得不一样。那些顾虑、忧惧，别人眼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樊笼，统统不再重要。毕淑敏说，“这部小说，虽积攒已久，仍然是柴。即使是柴，我也希望它燃起短暂而明丽的火焰，传递我发自内心的徐徐暖意。在加拿大北部山区，那一夜，我两次看到北极光。除了有绿色的极光，还见了红色极光。据说北极光是通往天堂的阶梯，看到红色北极光的人，会有加倍的幸福。我和所有的朋友们分享红色的北极光。北极光对于幸福，其实是没有什么效力的。在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像本书中所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状况时，最终能依靠的必有你的心灵能量。幸福只存在于你身心善美坚稳之处”。最终能依靠的必是我们的心灵能量

作为从业20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写作者，毕淑敏始终着迷于人的生理相似性、精神的巨大不相似性。希望借由小说这种震撼心灵的诉说，引起人们的警醒，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一场疫情，侵害的不仅是人的身体，更有心灵上的伤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冠病毒》也是一部震撼心灵的优秀抗疫文学，是能帮助人进行心理疏导的一本书。

从2003年到“非典”一线采访开始，17年间，毕淑敏每每听到病毒感染，都会紧张。不管疫情发生在非洲、中东或是他处。2020年初，当从电视里第一次听到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的信息，听到钟南山院士宣布有医务人员感染，有明显“人传人”的一刻，第一个念头是——病毒，它又来了！毕淑敏说，遇到突发疫情，我们需要更积极乐观的心态，而不是怨天尤人、对医护人员百般苛责。“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坚定信心和良好情绪，多进行正面积极的思维，让自己的心理能量温暖饱满，它和药物治疗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要有永不放弃的信念。灾难之下考验了每个人的内心，病毒并不可怕，终会有战胜它的一天，可怕的是人们的内心在灾难面前也感染了病毒，当我们面对灾难，在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的状况，最终能依靠的必是我们的心灵能量”。

在《花冠病毒》修订版序言的最后，毕淑敏写道：“为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加油！为所有在病痛中顽强求生的新冠病毒患者加油！为所有中国人民在大灾大难中迸发的勇气和坚韧加油！春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沼泽处，你的心智要成为纤夫。精神明朗坚定，情绪安稳平和，助家国渡过危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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