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桶并点”引争议 垃圾分类何去何从

北京垃圾分类实施已有两个月，从投放新的分类垃圾桶、张贴告示到居民教育和撤桶并点，各个社区都各出奇招，务求让大家都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北京官方在6月初公布了首月成绩单：5月全北京厨余垃圾分出量整体翻倍，其他垃圾处理量同比减少14%，居民的知晓率、参与率在这份成绩单中并未呈现。

这一定程度上与某物业从业人员反映的情况相吻合：垃圾分类目前推进的困难主要集中在面对撤桶并点，居民缺少适应期，引来不少群体投诉；居民参与率比较低，为了保证分类效果，二次分拣的压力非常大。

在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修订之初有关部门就明确北京的垃圾分类不会强制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收垃圾。撤桶并点既然并不是管理部门的初衷，那为何会愈演愈烈？北京垃圾分类将何去何从？无法“人盯桶”，只能“少设桶”？

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达2153.6万人，全市共有街道（乡镇）333个，社区和村加在一起共7122个。如今全市共有2万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这么算下来，平均每千名常住人口才配1名垃圾分类指导员，似乎远远无法满足全市需求。《条例》明确了垃圾分类责任人在责任范围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应指定专人负责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巨大的人力缺口显而易见。

随着《条例》通过修订到现在正式实行两个月，一方面疫情影响了社区动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另一方面社区垃圾分类责任人在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居民分类的事情上也不能做到全覆盖，但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已经运作起来。为了保证厨余分出率达标，“撤桶并点”成了保证厨余垃圾分出率的唯一出路，但在居民眼里，这却成了垃圾分类责任人“懒政省钱”的招。

某小区的垃圾分类责任人解释说：“在撤桶并点之前，垃圾分拣工作都安排在晚上进行。现在虽然垃圾桶少了，反而容易满，一天几次派人反复分拣不说，除了保证垃圾桶不满溢，我们还得保证居民没有往楼道里乱扔，我们也很难啊！”6月初，市城管委对居民反映小区垃圾桶变少做出正式回应，明确高层住宅楼道内设置的垃圾桶，从提高公共卫生、防控疫情传播的角度，要实现撤桶下楼，在“撤桶并点”工作上更是添了一把火。但“撤桶并点”的连锁效应似乎并没有倒逼居民养成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好习惯，尤其是在高层小区，甚至激起了小区公共空间产权之争，垃圾桶撤了又反复被拉回去，居民和垃圾分类责任人之间关于“撤桶并点”的拉锯战时有耳闻。

“少设桶”的关键是“去匿名化”

无法做到“人盯桶”，是否只能“少设桶”？在零废弃联盟政策顾问毛达看来，凡是能够实现源头有效的分类投放，而且居民参与度比较高的，一定是投放的“去匿名化”。

现在居民投放垃圾都属于匿名投放，谁投了什么东西，别人不知道，管理者不知道，这叫匿名投放。凡是匿名投放的，就是不可控的。解决投放“去匿名化”，才能落实垃圾分类。

去匿名化的做法有很多，比如挨家挨户收集，在定点投放处扫二维码，落实登记实名制。上海或者其他的一些城市定时定点收集，也是一种去匿名化。定时定点收取垃圾促成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配备指导员，实现“人盯人”是关键。而如今北京大部分社区只管“少设桶”，却做不到配备指导员“人盯人”，难以实现“去匿名化”。

北京版的垃圾分类该如何继续推行，才能让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实现去匿名化呢？我们也许可以从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在无废社区项目实施的经验中找到答案。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自2019年7月开始在北京市内探索“无废社区”的建设路径，垃圾分类是居民参与无废社区建设的重要端口。在新版《条例》发布前后，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在琉璃庙镇八宝堂村开展“无废八宝堂”项目，实现全村参与分类，正确率达90%以上的工作成效。

随后，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在北京市朝阳区、丰台区、怀柔区、通州区的多个社区进行持续跟踪和调研。根据项目实践经验和社区调研的信息总结发现，促进居民之间建立互动关系，让居民和垃圾分类指导员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结合精细化的信息管理和持续引导，可能是目前在兼顾经济成本、人力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社区垃圾分类去匿名化可供参考的有效路径。

促进居民之间就垃圾分类建立互动关系的做法有很多种，找到合适的介入点很重要，而且目前北京市处于常态化的防疫状态，引导居民互动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线上互动是现在可行性比较高的方式。具体的做法包括线上居民议事会、线上有奖问答和建立环保主题社群等。一开始参与规模不一定要大，持续才是关键，而引导居民持续参与的往往就是具有激励性质的经验、信息分享机制。这里说的激励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激励，还可以是荣誉上的、更多参与空间上的激励。另一方面，社区本来已有的志愿者队伍可以充当很好的催化剂，触发更广泛的居民互动。

让居民和垃圾分类指导员之间建立互信关系，最重要的是做好垃圾分类情况、垃圾清运情况和垃圾指导工作情况等信息的披露，由此建立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信心，建立对垃圾分类指导员工作支持的态度。目前很多社区只会安排垃圾指导员进行指导，但实际的情况披露做得不够“便民”，并不方便居民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居民在不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就会靠过往的体验、经验去“猜”，和垃圾分类机制之间形成不良的互动。所以，充分、便捷的信息披露很重要。

精细化的信息管理是指垃圾分类指导需结合人、户、垃圾分类信息登记，实现点对点指导到位，真正去匿名化。

社区环保教育宜常态化开展

“撤桶并点”引起居民强烈的不适，归根究底是居民日常对于环保议题和行动的参与空间太少。引导居民有序参与社区环保，在这方面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可以弥补社区管理机制的不足。根据清华大学社区自组织培育方面的专家罗家德教授的经验分享，培育自组织的过程包括：1.社会网的连结（关系型态、结构与动员过程）；2.小团体产生，内部连结多于外部；3.团体认同产生；4.团体目标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5.团体规则产生（礼治秩序为主）；6.集体监督的机制。每一个步骤都有关键性的目标和复杂的引导过程，需要有稳定的服务关系。

但根据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对社区居民环保教育的调研显示，社区开展的环保教育活动多以一次性的活动为主，参与的居民数量有限，无法培育社区内生性的环保力量。以北京市昌平区2019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情况为例，总共立项50个，只有1个项目与社区环保相关，环保类项目在政府购买服务清单里的比重太少，专业社会组织介入社区环保教育的空间有待扩展。

开展社区环保力量培育工作时间长、需要专业力量介入的特点，和政府部门目前“短、平、快”地引入社会组织的方式之间形成明显的对比。政府部门应该在短期目标和长期成效之间做好平衡，拓宽专业社会组织助力社区环保力量发展的空间，让居民可以在社区即可常态化接触多元化的环保议题，促进社区层面的环保力量萌芽、发展。

（作者陈思敏系绿色创新发展中心无废社区项目经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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