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后半生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张爱玲研究里手刘川鄂推出了40余万字的增订版《张爱玲传》，写尽张爱玲的一生。不同于社交网络上零碎的“张爱玲语录”，以及一时被热谈的张爱玲传奇，刘川鄂的研究扎实严谨，更重要的是，它让普通读者得以了解张爱玲那不同于前半生的后半生。

选择个人本位的生活

《张爱玲传》增订版是刘川鄂近40年张爱玲研究新的总结。自上世纪80年代，刘川鄂便开始了张爱玲的研究，而之所以选择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因为一种震撼感。

“1985年底，我在湖北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时，托同窗好友张鸿声的女朋友从郑州给我邮来上海书店的繁体竖排影印本《传奇》《谎言》，习惯了读‘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的我，惊异于中国现代文坛还有这样一个‘异数’，惊异于其人性探寻之深刻和审美创造之美妙，被深深地吸引了，并毫不犹豫地决定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张爱玲’为学位论文选题。我大概是中国最早以张爱玲为硕士论文者，为搜索资料，穷学生奔波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窘境，和陌生老师的帮助，历历在目。”刘川鄂《张爱玲传》的序言中回忆。

如今，国内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已经卷帙浩繁，刘川鄂也从一名硕士研究生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跟很多学者不一样的是，刘川鄂打破了学界和大众之间的壁垒。在《张爱玲传》的《后记》中，他如是谦虚且自豪地写道：“自认为在学术层面上对张爱玲研究未作多大的贡献，但在普及张爱玲方面我是有过一些努力的。”他从很早便开始编辑张爱玲作品集，写张爱玲传记，参加张爱玲有关的讲座。“（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张爱玲的作品还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买到的时候，作为文学教师的我，每到一处的讲台上讲授张爱玲，邻近书店的张爱玲作品就会卖空。”刘川鄂回忆。

刘川鄂研究张爱玲、普及张爱玲，也深知张爱玲为何流行。“这些年来，张爱玲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界，她创造的‘名言’，比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出名要趁早’‘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尤其是最后一句，公共得甚至有点油滑。至于缠绕在她身上的种种传奇——她显赫的出身（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她和胡兰成的爱情，她极度孤独、寂寞（起码在大众眼中如此）的晚年——让她进一步走向大众：作为一个一流的文学家，作为一个传奇的女性，更是作为一个顽强地活在自己世界里、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刘川鄂写道。

之所以说张爱玲“清坚决绝”，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名处在“新旧文化转换”中的作家，她“不选择家国天下而是选择个人本位的生活”。在刘川鄂看来，张爱玲的一生如此，种种端端，都是出于她的主动选择。

超越闺秀、市井的格局

关于张爱玲的前半生，因为令人瞩目的家族、坎坷的成长过程、辉煌的文学成就，在后人的解读中成为传奇。她的后半生被我们提及时，除了孤独、落寞和窘迫，似乎别无其他。可是，张爱玲的后半生果真如此吗？

1952年，张爱玲重回香港，进入香港大学读书，并获得助学金。但是，张爱玲只读了两个月，就退学去了东京。“原来，她的好友炎樱此刻正在日本且很快就要去纽约。张爱玲急着与她见面，并试探在日本发展的可能性，甚至从日本到美国的可能性。……但她碰了一鼻子灰，到东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于1953年2月回到香港。”

据刘川鄂的研究，张爱玲之所以毅然决然要奔赴日本，除了寻找赴美捷径，大概还因为胡兰成在那里。“她去日本，除了炎樱的缘故之外，一向独立的她，只怕是为自己想与胡兰成‘在一起’或‘离不远’的真实意愿找一个骗人

骗己的借口。直到多年以后在美国，她还是屡屡想起，犹如浸入‘痛苦之浴’，‘浑身火烧火辣一样’。不论爱恨，这段感情终究耿耿于怀。”

再次回到香港，张爱玲比之前要艰难许多。“张爱玲的退学之举激怒了校方，当她再想回港大当学生则很难了。她要求补发以前应得的助学金，学校则认为她欠港大457元，爱玲讨价还价，承诺分9次偿还。同时，她向贝查院长道歉，并送了一个祖传的小银器给他。然而，校方再未答应她入学的请求。”《张爱玲传》中写道。

在应聘《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时，张爱玲认识了宋淇夫妇，在香港的很长时间里，得到了他们的陪伴。之后，她创作了英文小说《秧歌》寄往美国出版发行。“张爱玲不是那种磅礴壮阔的作家，《秧歌》作为一部小长篇恰好适合她的才气，使她超越了自己闺秀、市井的格局。从篇幅和故事的宏度上看，这部长篇也让她的才华和抱负发挥到极致。通篇布局均匀、落笔利索，细节也结结实实，完全没有了张爱玲以前花哨和琐碎的风格。”刘川鄂介绍。当然，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后，受到当地一些重要报刊的高度评价。

走得清白且冷清

1955年深秋，35岁的张爱玲终于辗转到达美国纽约。“此时的纽约是世界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张爱玲初来乍到。在炎樱的介绍下，她在坐落在哈得孙河岸的救世军的女子宿舍住了下来。这是一个救济难民的处所，杂居着酒鬼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管理员全是女性，被大家称为‘中尉’或‘少校’。”

在这样的境遇下，张爱玲迫不及待地要见到同在一地、与自家长辈有故交的胡适，“希望他能给她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那次见面很愉快，张爱玲与胡适成为忘年交。在张爱玲看来，胡适“衰老而可亲”。

彼时的张爱玲，除了《秧歌》所带来的一点收入，再无其他积蓄。迫于经济压力，她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在文艺营里，她开始创作另一部英文小说《怨女》，并认识了未来的丈夫赖雅。她的文字里鲜少提及赖雅，“仅见的一处张爱玲谈到赖雅的文字是在一封信中——……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结婚之后，张爱玲与赖雅长时间居无定所，但这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相处。“他们互不干扰地写作，同在一起吃饭、休息，有时一起上街购物，一起看电影。”赖雅还在他们结婚第三年立下遗嘱，将所有的东西留给张爱玲。

尽管《秧歌》备受好评，但实际上张爱玲并没有打开美国文坛的大门。“她希望能挣更多钱，以便能在纽约踏踏实实地安居。”正如去香港、去东京、去纽约一样，张爱玲一直“向往着大城市”。这一次，她要飞回香港，“写剧本，多挣钱”，应宋淇之约，创作《红楼梦》电影剧本。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张爱玲结束了在香港的窘迫处境回到美国。

但是，无论身在何地，张爱玲都寄希望于手中的笔，从未放弃书写，也从未因为经济拮据而想另谋出路。从这一点来讲，张爱玲无疑是纯粹且富有韧性的。若论风光，她的后半生的确不如前半生，但若论精神沉淀、文学广度，后半生未必不如前半生。她得到过友情的善待，有一段互为知己的婚姻，她的小说格局不再只是爱情，她研究红学并为之专注多年。她看重经济，但是对身外之物并无执念，能挣钱，也舍得花钱。

1995年，张爱玲去世。“她死前即已知自己大限将至，清醒地整理了各种重要证件和信件，装进手提包，放在靠门的折叠桌上。”在刘川鄂看来，张爱玲走得清白且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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