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与《有生》

《文城》和《有生》都是在时空中延伸成长的故事。两部小说的作者对故事的态度均十分谦虚，绝无为形式探索而牺牲叙事流畅性之意。

对余华的新书《文城》有一种评价的声音，即它可能是好故事，但未必是好小说，我们姑且接受这说法的前一半，且将之也用在对胡学文所著《有生》的判断上。《文城》和《有生》都是有趣的故事，是那种可以坐在火炉边娓娓道来，让围坐者听得进去——岂止听进去，是听得入迷的故事。也许从写《活着》开始，余华醉心于认真讲故事，他在《活着》日文版后记中说，是时间创造了故事。他道出了有关故事的一半真相。还有一半，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在人们的想象中，讲故事的人就是从远方归来的人”，那么，还有远方，或曰距离，深度地参与了故事的生产，使之富有魅力。《文城》和《有生》都是在时空中延伸成长的故事。

《文城》的世界，是从林祥福从北至南的远行开始的。他自黄河北岸一个小村出发，用双脚风尘仆仆地丈量土地，渡过淮河和长江，一心去江南的文城寻找出走的妻子小美，最后落脚在溪镇。《有生》的祖奶乔大梅则从南到北，自河南的虞城，跟随手艺人父亲一路向北流浪，抵达河北坝上的小村宋庄。还有时间，算起来，林祥福活了40多岁，祖奶活了100多岁，到小说结束时还活着。两部小说的时间线索均从清末那几年开始，远方的京城是牢固而缥缈的地理坐标，《文城》中阿强要投奔北京恭王府的亲戚，《有生》里祖奶的父亲最初北上的动机便是将大梅送到北京做宫廷锔匠。《文城》故事大约终止在匪患横行的北伐战争结束前后，《有生》就要漫长得多，故事差不多讲到我们眼前才截止。

两部小说的作者对故事的态度均十分谦虚，绝无为形式探索而牺牲叙事流畅性之意。据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不掺杂心理分析的简洁细密的叙述风格，能更有效地使故事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本雅明语）。《文城》的开头朴素而庄重，就像一则民间故事的第一句：“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余华和胡学文更在意故事有序地推进与耿直地成长，他们描述、介绍、呈现对话，却都不在意为人物的心理活动停留太久。这是两个饱满茁壮的世界，各自分出或粗或细的枝枝杈杈，有的枝杈在叙述中为作者所回收，比如林祥福一生牵挂的小美和阿强的故事，余华要特别分出四分之一还要多的篇幅交待（这一章为评论家所深爱）。《有生》中诸多处在各章叙事核心的人物，也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们，他们的故事则到小说结束时都没有结束——继续生长无妨，也可以就此打住。两部小说在这里都显示出叙事的从容，也是其不同作者风格的体现。

《文城》是一个完整且封闭的世界，它在林祥福死去时已经开始收拢。既然以现代史为背景，用时间打底，《文城》的世界自然也能跟着其他尚未回收的人物走得更远，像丁帆教授的猜测，可能继续衍生出完整的三部曲。毕竟，和《活着》不一样，《文城》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并非以林祥福为讲述者，故事的叙述也常偏离他；溪镇在地理上勾连着远方的上海乃至更远的海外。不过，既然故事从林祥福的寻觅正式说起，“文城”这个小美随口编出的地名落实于水乡溪镇，便有粗心的读者质疑，林祥福在溪镇生活了17年，为何始终未得到关于生于斯逝于斯的小美夫妇任何蛛丝马迹？因为林祥福自己没有讲啊（除了对陈永良），少壮的他，其寻觅之旅自黄河北岸出发，开始时抱着客死他乡的觉悟。他最终在溪镇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文城”。随着岁月逝去，他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对女性真正的兴趣，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友情、财富和声望，以及责任。他算是迷失了初心吗？小美死后葬在西山的角落，“林祥福很多次来到西山，他与陈永良爬上西山俯瞰溪镇……可是他从未到过这僻静之处。”当林祥福和小美的埋葬地擦肩而过时，让人想起苏童的《园艺》，一个封闭的中产家庭，儿女为了寻找失踪的家长孔先生，一个个走到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诸多故事。而孔先生，王安忆分析这则小说时说，人们不知道他一直长眠在庭院的花圃中。如果“寻找”这件事是《文城》的叙事起点的话，应该说，小说点出“错过”这一事实时，林祥福的故事就已经结束了。“文城”是个生造的地方，“找小美”这场毕生的远行便是肇始于谎言；《有生》的百年跋涉又何尝不是部分地开始于大梅父亲一个荒诞的念头，送心灵手巧的女儿去做宫廷锔匠——宫里的碗打破了，还会锔它吗？

《有生》和《文城》比起来，实在太长了。这么长的故事，这么久的历史，这么多的细节，如果全交给一个人讲，读者会疲劳，叙述者也会捉襟见肘。作者胡学文索性采用了他自称的“伞状结构”，二十章的小说以祖奶的十章故事为基座与“伞柄”，其间间杂着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喜鹊五个视点人物的故事，这种写法倒叫人想起《权力的游戏》POV的写法。和《有生》比较本分的全知叙事不同，《有生》是以十章祖奶的第一人称叙事和十章五个视点人物的POV结合起来完成的。POV，PointofView，所谓视点人物，似乎并非什么新的长篇小说写法，无非是甲一章，全讲甲的故事，乙一章，全讲乙的故事，能否用得好，则全看作者组织统筹的功夫。于是，我们看到，在祖奶的讲述中，时间在进行时中缓慢前进，而其他视点人物的故事则相互丰富着细节与全景，并串联起下一段故事。作者在努力贯彻着“多声部”的写作追求，但不得不说，这些声音因为次第到来，倒真没产生多少类似和声的效果。有些人物也活生生地在不同人物讲述中不时闪现，如乔石头的故事就是在各章节的闪回中逐渐丰满的，视点人物只是在对事情的认知上各有盲区，却绝无多少冲突。

假如我们把这两部作品放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乡土小说”或“长河小说”序列里，会发现某种现当代史观念在小说呈现上的嬗变。从张炜《古船》对乡村文化冷峻的审视，到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的黑色幽默，再到余华《活着》模糊又凿凿的时代背景，人们都不难读出某种反思历史的雄心。《文城》和《有生》似乎并无此意。前者发生在溪镇，后者发生在宋庄，故事都是在小村落四周发生，却辐射和映射着中国文明的南北；正直与善良处在故事的核心，也许未必每次都能胜利，却始终不会迷失。乱世是大背景，对秩序最切身的威胁，都是土匪。溪镇险些毁于匪患，最终却在和土匪的战争中或涅槃或重生。祖奶失身于土匪，她第一个丈夫也死于土匪之手，最后一个丈夫却是个隐藏的土匪——在新中国被发现并正法。翻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或《申报》，土匪抢掠乃至屠村的报道不算鲜见。《文城》和《有生》两部在故事时空上相映成趣的作品，除了讲述人自身的内心纠葛与人与人间的爱恨外，土匪成了表现故事矛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这当然是作家各自的选择，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选择。

张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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