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提要:因为杨芳名气很大,英军战前还紧张了一把。可杨芳是怎么抵抗英军的呢?他认为,英舰能于风浪之中操炮射击,定有邪术。而他的应敌之策之一是用邪物。他命令收集妇女的溺器,装载到木筏上,敌炮一响,就把载有马桶的筏子整齐排列,对准英舰,驱赶震慑其操炮邪术。
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后来推出了洋务运动。中国的大问题在哪儿呢?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一定要搞上去。
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于是,1861年,同治皇帝钦准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该运动持续了30年。
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早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年,李鸿章就率先指出,西洋各国虽然强大,但远在七万里之外,而日本就在家门口,伺我虚实,实为中国的永远大患。
1881年,他再次强调,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创建北洋水师,一大半就是为了制驭日本。目标不能说不明确,警惕性不可谓不高。当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制止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还抓捕了奸商李光昭。当时李光昭受朝廷内务府指派,负责筹集修建颐和园所需的木材。李鸿章对李光昭不依不饶,严加审讯,以“诈传诏旨”罪,判处李光昭斩监候,震动朝野。朝廷诸臣正是以此案为契机,联衔上疏,才制止了慈禧的第一次修园活动。
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的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李鸿章也开始飘飘然。1891年、1894年两次校阅海军,他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认为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海防没有漏洞,形势完固。即使到了甲午海战爆发前夕,李鸿章仍然认为海防门户坚固,敌人绝不敢轻举妄动,“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而且他还雇用了大量的同乡和依附者,催生和放纵了军队的贪腐行为。
此时,李鸿章已由早年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多万两,李鸿章却说无款可用。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说明海军存款的具体情况:汇丰银行存银107万余两,德华银行存银44万两,怡和洋行存银55万余两,开平矿务局领存52万余两,总计竟达260余万两。
无款可用的海军和藏款不给的李鸿章,何其矛盾?
可以说,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师,但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一艘舰都没留下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康有为、梁启超出场了。他们认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肤浅了,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呢?制不如人,是制度层面出问题了。
梁启超讲:“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体制出问题了要改制,戊戌维新就是改制。
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提出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但康有为的两部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含大量主观超越客观、随意扭曲历史为我所用的内容,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后来写的《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更加脱离实际,含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成分,以致后来毛泽东批判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君主立宪没有成功,戊戌维新失败,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政体建立了。
孙中山起初也是改良派,他觉得大清虽有痼疾,但仍可通过改良挽救。于是他上书给李鸿章,可无人理睬。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孙中山再也不向李鸿章提建议了。他成立了兴中会,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于是革命发生了。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也向往过社会主义。1905年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成为“党的成员”,但是第二国际并没有接纳他。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
当时,孙中山正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往中部、东部募捐。此行前,他收到了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那时,革命党人发电报互通消息,为了防止清政府截获,往往使用密码,电报要用密码本破译。可是孙中山的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来破译电报,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他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诉他,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支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撂到一旁。半年前,也就是1911年4月,他以最多心血组织的广州起义刚刚失败,黄花岗掩埋了72位烈士的遗体,他一遍遍做的,是失败后设计掩埋烈士,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丝毫没有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孙中山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但因夜已深,旅途劳顿,他决定次日晨起再回电。
第二天,孙中山却一觉睡到上午11点。他起床去餐厅吃早饭,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据说,当时孙中山手中的牛奶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中国爆发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虽然正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辛亥革命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历史怎样把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革命爆发时,竟然群龙无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武昌新军的领导者在起义前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脱逃的脱逃,真正举事的领导者,只是新军中的熊秉坤等基层军官。
而后来被称为“首义都督”的黎元洪原本不是革命者,更不是革命领袖人物,听到新军起义,他先从营房逃跑,一路东躲西藏,最后钻到床下,后来被起义官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用枪逼着当了湖北军政府都督,被强行推上了历史舞台。
下期看点: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治对立与军事拉锯,导致了中国社会权力中心的真空与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此时变得更加松散。一方面,多个权力中心出现,谁也指挥不灵、调动不灵;另一方面,各种地方实力派系动辄搞分裂、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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