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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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积岐

4月，是一个“残酷”的月份。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老师离我们而去，本该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有了一份伤感悲凉，一份扼腕叹息，一份感恩怀念。尤其是这份怀念，并没有因为日子的一页一页翻过而黯淡，反而越擦越亮。

人的一生中，在紧要的关头能拉你一把的人不多。而我幸运的是，就在我如丧家之犬，东奔西跑、无可奈何之际，陈忠实老师义无反顾地帮助了我，使我的命运有了大转折；从此，解除了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窘迫，安心于文学创作，一直走到今天。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的感激之情是真挚的。我已多次表述过，在此不必再赘述。

我怀念的是，陈忠实在文学创作上对我的帮助。我的长篇小说《村子》是2007年1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记得，《村子》出版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拿着几篇短篇小说去大差市邮局发稿。刚走到建国路口转过弯，手机响了，我照例问道：“谁啊？”电话里回答：“我，忠实。”我有些吃惊：陈老师是很少给我打电话的。如他所说，我们在同一个楼层，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以为，他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紧要事，就问道：“陈老师，有啥事？”他说：“没有事，我正在看你的《村子》，看到了100页，写得好，真好。”还没有等我再开口，电话挂了。我愣怔了一刻，去了邮局。我相信陈老师的阅读感觉！

后来，陈老师在评论《村子，乡村的浓缩和结构》一文中写道：“这种电话我是极少打的，即使真好的作品，我是在读完全篇后打给作者的。这回竟按捺不住了。”再后来，《南方周末》把《村子》作为当年最好的虚构作品之一推出来，邵燕祥老师给《村子》写了一段小评论，陈忠实老师看到后，用红颜色的笔在邵老的评论上方写了一句话：“能入邵老的法眼，连我也感到自豪和荣耀。”陈老师知道我没有订阅《南方周末》，叫他的司机给我送到了家中。可是，《村子》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声誉，正如湖北著名作家晓苏教授所说，《村子》是严重低估了的作品。而且，在省内文学界，有了一些言语。陈老师听到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把这事弄了一辈子，不会写，总该会读吧。”

当时，我和陈忠实老师在新盖的办公室二楼，他的办公室在西头，我在偏东一点，距离几十步。每逢星期天、五一节，国庆节放假，每年的大年初一到初七，办公楼上只有我和陈忠实老师两个。上午，我们各自忙各自的活儿。下午，五点左右，我去他的办公室聊天。我一进去，他叫我坐下，给我泡好茶，只说一句：“茶几上有烟，你抽。”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小说选刊》杂志。我说：“你还看杂志？”他放下杂志，给雪茄点上火，抽了两口说：“还是要了解一下，现在的作家在玩什么新玩意儿。”在谈及《小说选刊》上某个作家的小说时，我问他：“写得怎么样？”他只说了一句话：“就题材而言，当时的右派作家们已经写得很透彻了。”这篇小说，我也读过。可是，陈老师一句话，就按住了命门。比方说，他再说起某部长篇的时候，他说：“你准备的是土坯，要盖大瓦房，就盖不成。”他从不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每一句朴素的言语，道出的是文学创作的三昧，往往会使我如醍醐灌顶。

这几年来，我常常思考，陈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要概括，就是陈老师常说的两个字：“剥离。”陈老师所言及的剥离，说白了，就是：“自省。”这种自省，是比较痛苦的事情，原因是在于自己对自己的否定。一个不知山有多高、水有多长的写作者，一个自以为是、自负傲慢的写作者，一个绝顶聪明、势利投机的写作者，很难剥离，很难自信的；即使一时炙手可热，也是进入不了经典作家的行列的。

在写《白鹿原》之前，陈忠实最充分的准备就是对自己的剥离，就是自省。他清醒了，他惊醒了，他意识到，从196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并没有完完全全走在文学的正道上。文学的正道是什么？他自省了，悟到了。要否定自己、一刀砍断以前的自己，这个过程的痛楚，只有陈忠实自己能深切地体验到，这是不少写作者不容易做到的。正因为陈忠实断然的剥离，他才写出了经典《白鹿原》。而使我惶恐不安的是，陈忠实老师剥离了东西、否定了的东西，却正在被我们的一些写作者拾起来了，并热衷于此。他们背着文学之路，自以为是地向前走。

在我们纪念这位经典作家的时候，必须认真地思考，陈忠实老师当年究竟剥离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他曾经剥离了的老路上去，还经得住一次再剥离吗？陈忠实的文学遗产的真经是：“文学的归文学。”这是我个人悟出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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