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6月6日，参观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拍摄油画作品《星火》 新华社发中共一大纪念馆（摄于6月12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新青年》8卷1号（6月1日摄）这是《共产党》月刊创刊号新华社发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

“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李书城的爱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赴全国○○○○○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

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代表们决心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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