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葬礼

黄传会

那是初冬,母亲走了。

南方多雨,冷雨淅沥,点点滴滴,直落心上。

出殡那天清晨,天空像是收起了一把伞,骤然放晴。此时,“日头佛”尚未露脸,东方天际溢满橘红色的晨曦。

乡亲们私语,“这老太太,修得真好。”母亲一生的修养,化作乡亲们的口碑。

母亲九十有二,走的时候,一如既往的平静,平静得仿佛慢慢熄灭的灯。

虽是意料之中,我仍有一种坍塌感。一个家庭,失去父亲,顶梁柱塌了；失去母亲,家没了。

在那些过往的岁月里,我做着无数的田野调查,访谈过数以千计的人物,却独独忽略了母亲——从未以职业的眼光观察过她,也从未用作家的笔触描绘过她。

枫树坪,曾是闽浙交界中共地下鼎平县委的根据地。年轻的母亲,曾担着风险为游击队员烧水送饭。前些年,政府颁发“老区补助费”,凡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过事情的老区民众,均可申请。母亲淡淡地说,做那些事,哪想过回报?

父母膝下五子三女,母亲将清贫如水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没挨过饿,没受过冻,没失过学。

1966年初冬,当我从井冈山、韶山大串联返回,风尘仆仆进家门时,父亲已病故半个月。

42岁的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在那个节骨眼上,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在部队当排长的大哥的全部工资。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到街道小厂做粗工编织麻袋,清早追着晨星离家,夜晚踏着月色进门,粗糙的手上布满一道道血口子。

日子虽然艰难,儿女还是像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地长大。我当兵时,大哥、二哥都在部队,弟妹还小,这个家庭正需要我分忧解难,但听说部队来招兵,母亲立刻让我报了名。

离家那天清晨,灶膛的火光映照着母亲的满脸皱纹。我蓦然发现,母亲真的老了!

后来,母亲又将四弟、小弟送进军营。一门五军人,外表风风光光,别人啧啧称奇,唯有母亲,牵肠挂肚。

古人语,父母在,不远游。身为军人,我一直在外“远游”。

每次回去探亲前,心中蓄满了情愫,千言万语,然而,进门喊了声“阿母”后,就不知话从何起了。

第一次穿军装回家探亲,母亲左看看,右看看,像不认识儿子似的打量着我。夜半,我从睡梦中醒来,朦朦胧胧见母亲还望着墙上挂着的军装发呆。母亲最欢喜我穿着军装陪她上街买菜、看望亲戚。有一次探亲,军装洗了,南方多雨潮湿,几天不干,母亲沉不住气了,做饭时,拿到灶膛前将它烘干了。当我穿上母亲烘干的军装时,母亲笑了。在家那几日,我悄悄地感受着母亲的一言一行,母亲也用那深切的目光,跟随着我的身影,进进出出。

母亲九十华诞时,我与在北海舰队服役的四弟相约,回老家为母亲祝寿。母亲受宠若惊,连说:“做甚寿,你们都是大忙人。”

谁料到,第一次为母亲操办的寿宴,竟成为最后一次!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发现了一只搪瓷茶缸。

茶缸是我入伍不久连队发的,白色,上面烧制有“海军福建前线”几个红字和一门高昂着炮口的海岸炮。第一次探亲时,我带回家送给母亲。

已经过去四十几年了,母亲竟然还完好如初地保存着它,拿它装糖,它成了一只糖缸。我想,母亲在思念儿子的时候,一定会捧着它看几眼；或许,在母亲的心目中,搪瓷缸已经成为人民军队的图腾……

兄弟姐妹商议,丧事从简,不发讣闻,仅办家祭,辞谢礼金。我更建议,出殡时,不要披麻戴孝,改用黑纱白花。

大姐最先反对,乡俗民规,哪敢轻易改变。二哥也在犹豫,不披不戴,几百年来没这个先例,怕只怕乡亲们接受不了。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难处。乡约民俗历经千百年,形成固有的套路,精华与糟粕共存,精华固需传承,若要抛弃糟粕,非一朝一夕之功。磋商的结果,只好折中,采取“一国两制”:我与四弟穿军装,黑纱白花；其他兄弟姐妹遵循旧俗,披麻戴孝。

消息传出后,一位老同学找上门来,满脸严肃:无论你位高位低、钱多钱少,披麻戴孝是千年故俗,更改不得。

我细细辩解,母亲舍得把五个儿子送去当兵,是将军队看得山一般高；两个儿子穿着军装送她,是我们对母亲的最高崇敬。

北风轻拂,初升的“日头佛”温暖肃穆。

出殡的队伍上路了。

我与四弟着军装,佩黑纱,捧素菊,与几位披麻戴孝的兄弟姐妹一起,送母亲最后一程。

我热泪纵横,举起右臂,向母亲致以最后一个军礼!

每次离家,母亲总是倚门而立,用目光追着我,扯着我。这一回,身后没有了牵扯,我的心里空空荡荡。

在我苍凉的转身间,家乡,从此成了故乡。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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