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的终结”

亚历山大·科耶夫，20世纪欧洲最终名的思想家之一，其提出的、最著名的概念便是“历史的终结”。实际上，科耶夫也是一位摄影师，收集了1万多张明信片，留下了五千多帧摄影作品，还提出了“照片的终结”这一概念。尽管至今讨论并不热烈，但他的忧虑已成为现实。在影像泛滥的今天，当我们对着餐桌上的菜品“咔嚓”个不停，并发到微博、微信上时，我们不正是在进行“动物人格”的记录吗？

所以，科耶夫强调“照片的终结”，在摄影师所捕捉的风景的深处，其实也是照片的终结。后来，科耶夫的弟子、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这样解释了“照片的终结”：“用照片的沉默，抵制噪音，话语和谣言；用照片的静止，抵制运动，变迁，加速；用照片的秘密性，抵制交流和信息的放纵；用意义的沉默，抵抗意义和信息的专制。”也许正因如此，科耶夫根本就没有将他的摄影作品冲洗出来，而是以胶片的形式存在，直到他去世，将其捐献给法国国立图书馆后，人们才通过投影幻灯片一睹真实。

初看摄影师胡成新著《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的书名，显然不如“西伯利亚铁路纪行”的副标题好理解。但读了封面上的题记、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名句：“凡是属于幻觉的东西，过了第一个铁路桥便会消失。凡是实现不了的事物，都会在桦木十字架下被忘记。”只要你能够想到他这首诗中另一句话“满载着我们俄罗斯的全部经验”，也许就明白了书名的妙处：“车厢东摇西晃，疲惫不堪，它嘟嘟哝哝，窃窃私语，吱吱轧轧，一路响遍……”长达9288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与俄罗斯的国运相连，也与中国的历史记忆相关。

摄影师的书，照片无疑是主角，在《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中，作者精选了114帧黑白与彩色胶片摄影作品，将那些风景、城市与人的存在“终结”在这里。与西伯利亚相关的一切，它的过去、现在与可能发生的未来，都在这些静止的照片的沉默之中。你需要做的，也许只有书中的6张明信片，侧卧在列车上注视着窗外的风景、情侣在火车站月台上的拥吻、破败巷道上蹒跚的老者、广场上雄伟的列宁塑像、驶离城市的邮轮、苍茫大海上孤独飞翔的海燕，每一张都是“意义的沉默”，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寄向何方、寄给谁。

和科耶夫的照片一样，胡成书中的照片，表面上是对自我行踪的记录，是一种旅行笔记，没有任何故弄玄虚，没有视觉的冲击，没有世界的喧嚣，镜头对准的都是草原、车站、车厢、街道、电车、雕像、木屋、天桥、墓碑以及和这些造物关联在一起的人，如车上的旅客、桥上的保安、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让不同空间里的原相结集在一起，进行着一种跨越时空的无声低诉。实际上，当作者触碰快门的那一刹，也就按下了自己的思想之门：“究竟他们是在收藏与追忆过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还是在收藏与追忆自己过去的青春？”

当然，书的作者胡成并没有像科耶夫那样“极端”，或许是成书的需要，也或许是忍不住的思维冲动，全书除了照片，还有20万的文字。显然，这些文字是多余的，因为“摄影叙述的是我们缺席时的世界的样子，镜头探寻的就是这个缺席”，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一样，“你认为你只是因为喜欢某个景色而把它拍了下来。可是，希望被拍摄成照片的其实是这个景色自己。这个景色在表演，而你只不过是配角而已。”你来，或者不来，你照，或者不照，它们就在那里，对于它们来说，他或者本来就不存在，或者是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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