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救援,两重冷暖

道峰

1960年2月的一天,山西省平陆县六十一位民工食物中毒,生命危在旦夕,一场生命大营救在平陆到北京数千里长的战线上迅速展开,卫生部、地方党政领导、空军、特效药店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普通群众、黄河艄公纷纷加入,最终急需的特效药从北京及时送到平陆县,六十一名民工的生命得以挽救。这件事写成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在报纸上发表后,为更多的人熟知。再后来,这篇通讯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又让无数人深受教育。这个抢救六十一个生命的事件,不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风尚,也显示了人们对健康和生命的尊重。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人看到了另外一种人情冷暖和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事在网络和电视上曝光后,一时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事情亲历者张先生如此描述他不堪回首的经历:2015年11月9日,他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从沈阳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机起飞不久,感到腹部疼痛,又过了一会,疼痛进一步加剧,疼得“坐立不安,浑身虚汗”。坚持到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降落后,救护车就停在10米多远的地方,而舱门过了50分才打开。救护人员上了飞机,并没有马上把痛苦的他抬下飞机,而是与空乘人员在应该由谁把他抬下飞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只好自己半蹲半爬下了舷梯,又爬到了救护车的担架上,整个过程中,“身后连个扶一把的人都没有”。所幸张先生被送到医院后只切除了一段坏死的小肠,最终脱离生命危险。

读完这段文字,几个细节让人对航空公司和机场服务意识淡薄、工作效率低下,尤其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感到不解又痛心。

只要有过病痛经历的人都会有真切体验,疼痛对于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常常让人难以忍受,而急发病症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很有可能危及生命。一般人都可以想象飞机飞行过程中,张先生所经受的病痛,可是飞机降落后50分钟后,舱门始终关闭着。对张先生来说,这50分钟里,痛苦和希望交织在一起,不知是一段多长的生命历程,那道舱门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道生命之门,关闭越久,造成的生命危险就越大。后来航空公司对不开启舱门的解释是,飞机刹车系统出现了故障需要拖车拖行。从一般常识来说,只要飞机降到地面,机长就可考虑实际情况打开舱门。而这个航班为什么就不能为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来一次特事特办,把舱门打开呢?

另一个细节是救护人员与空乘关于谁把病患者抬下飞机的争执。如果说迟迟不开舱门,让人们对航空公司与机场沟通不力失望之极,这时就让人们愤怒之极了。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第一个是争执什么?张先生没有详细披露双方争执的内容,我想救护一方觉得飞机上的事应由空乘人员处理,而空乘人员觉得救护的事与自己无关,双方无非都觉得事不关己。第二个是为什么要争执?说到底就是推诿塞责,万一发生意外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第三个是争执会造成什么结果?病人忍受病痛且不去说,每一分钟延误,都会让病人失去最佳救治时间,严重的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也未可知。在必须争分夺秒的关键时刻,竟至于从容争执,已不是轻描淡写的不负责任就可说得过去的,实在拷问在场所有人员的爱心和良心。

最终救护人员和空乘都没动手,是张先生自己“半蹲半爬”下了飞机又爬到救护车的担架上。这一细节中张先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坚强意志深深触动人的心灵,更让人们看到了那些袖手旁观者的漠然眼神和铁石心肠。任何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珍视,特别对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救护人员,更应懂得这个道理。其实,从这个细节里,还让人读出一种无助和凄凉,对于每个人而言只是一个个体生命,而有了整个社会才使每个个体得以安全依附。如果连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保障,人与人之间总是隔着一层冷冰冰的人情,当一个人的生命濒于危险时,还有谁能伸手拉他一把呢?

那晚坐在电视机前,从新闻节目中得知张先生遭遇后,我第一个想到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国际友人白求恩,他总是到前线抢救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从来不顾个人安危。同时也想起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话。继之,又想起中学时读过的课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其中参与救援所有人员的急切心情和匆忙身影,似乎就浮现在眼前,心里充满了温暖。

事后我不断在内心发问,如果张先生所遇的同样是对工作极端负责和对人民极端热忱的人,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如果同样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风尚,身边都是关爱和帮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如果张先生面对的是一群生命意识真正觉醒、尊重他人生命权的人,还会受那么多磨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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