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痛是从半夜开始的,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草草洗漱了一下,八点我就赶到医院挂了号。
找到口腔科,一个中年医生正满脸倦容地在穿白大褂,见我,不耐烦地问:干什么?我当时有点噎住了,干什么?当然是看病啊。但疼痛使我顾不上说别的,我立即诉说病情,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示意我躺到那椅子上去。然后,他拿了一把医用钳,叫我张大嘴,用这把冷冰冰、硬邦邦的金属钳在我牙上敲,问我,痛不痛?我说了一连串的“痛”,他叫我坐起来,说得拔牙!我说,好,但先给我止了痛吧,我昨晚一晚都没睡好,今早起来喝口水都痛,受不了了。他说,那就吃点止痛片、消炎药吧。出于礼貌,我还是拿着他的处方走了。
走出医院,我把他的处方扔到垃圾桶里。打的士去了另一家医院,一位年轻的医生轻声细语问我哪儿不舒服,我把病情诉说了一遍,她耐心地听我说完,不时点点头,或者问一句,让我觉得她已经充分了解了我的痛苦和病情,心里感到很安慰。然后,她也叫我躺到椅子上,我注意到她拿的是一支棉签,轻轻地按在牙上,问我痛不痛,还叫我咬一咬,这样,她就清楚知道哪一颗是患牙了。喷了一点药水在患牙上,我立即感到疼痛减轻了一半。坐到桌前,她告诉我:“尽管你有慢性中耳炎,但这次的疼痛应该是智齿发炎引起的,刚才我看到那颗牙齿已经烂了一个洞。先消炎,过一周再考虑拔牙。”我连连点头,拿着她的处方如获至宝。第二天,牙痛大为好转,我抽空去医院,只为当面对那位医生说一声“谢谢”!
医学界有句名言:我们有时是治疗,常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说过:医生有两个东西可以治病,一个是药物,一个是话语。因为医学的局限,个体的千差万别,对很多疾病医生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一个人生病后,由于躯体的不适、病痛的折磨,心理上会变得敏感、脆弱、烦躁、多疑、悲观等等,寄希望于医生解除病痛,对医生会产生心理上的依赖,医生的帮助和安慰甚至能产生药物一样的作用。
我曾经看过一份国外的研究资料,大意是每个病人的问诊时间应该在20分钟至25分钟,这样才能消除病人的紧张感,才足以进行更充分的检查。这个理念应该在国内推广。在国内,看病就是“排3个小时队,看3分钟病,面对医生冷冰冰的白大褂和面孔,多说一句都是错”。医生甚至不愿多说一个字,面无表情地开完药方,患者拿了单子落荒而逃。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吧。
一位朋友从加拿大回来,她说在国内生孩子,产妇痛得死去活来,护士会不耐烦地斥责“叫什么,生孩子哪有不疼的”,而在加拿大,护士会温和地抱着产妇说:“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痛,上帝与你同在,别怕。”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给遇到的人一个微笑,一点善意吧,生命需要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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