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物语》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讲述了大时代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中国式家庭生活。该作更是关于贫穷和恐惧、假象和真相、欲望和道义、坚持和妥协、追求和幻灭的故事。
这部作品的创作,源自张翎故乡女友的故事和多年前的一桩风闻,“我想写一个被母亲不情愿地拽进成人世界里的小女孩,和一个能以钢铁般意志管辖自己上半身却永远败给了下半身的男人。”她总结说,《流年物语》更是关于贫穷的记忆,“我把贫穷想象成疼痛,贫穷早已消失,但疼痛永远存在,我写的是带着疼痛影子行走的人。”
另一部作品《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的《死着》讲述了由一场车祸引起的茶叶公司、交通大队、医院等多方力量的博弈,在亲情、爱情、社会责任、利益的纠葛下,在生与死的危急关头,人性被层层剥开。张翎提及,她和朋友商量了半天书名,最后没有想到和余华长篇小说《活着》是个蛮有意思的对应,就像是对他的致敬。
说写作
关注点更多放在故事上
张翎坦言,她对当下中国并不十分了解,很多时候更像是个过客。朋友们安慰她说,她具有国际视野,但她知道,实情是她处境尴尬。张翎久居加拿大多伦多,她说对那个地方很难有贴心贴肺的感觉。至于国内呢,她也与当下中国、与读者、与出版市场有阻隔,“我无论回来多少次,都难混得脸熟。”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态也让她获得了写作上的优势。张翎谈起她在巴黎卢浮宫观看名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凑近了看,满是斑斑驳驳的颜料,看不出有什么好。导游提醒她一定站远了看。当她退后几步的时候,才在内心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就像我的写作,回望家乡故土,尽管失去了局部感觉,但更有了整体感觉。”
作家莫言曾评价张翎的写作“大有张爱玲之风”,现场读者也问及她与张爱玲的不同,张翎谦虚地回答:“她的语言天赋比我不知高多少。”她爆料说,从来没仔细锤炼过语言,老天爷知道她一点儿也不卖力,其关注点更多放在故事上,“我写《流年物语》其实是用减法,大量删掉形容词和比喻,我要和它们打架、宣战。”
事实上,张翎认为自己和张爱玲仰看世界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们都描述了漫长隧道的黑暗,但我们两个人描述的方法不同。即使我们在描述同一条隧道,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条隧道有缺口。和张爱玲不同,我疼到一定程度,还会给自己止痛药,因为我有时承受不了疼痛,想狠又狠不下来。”对谈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也提到,读张爱玲和张翎的作品,读者都能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对生命的阴冷态度,所不同的是,张翎会让读者看到人性中的脆弱,有更温暖、更真情的一面。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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