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邻给咱写“家史”，想不想看一看？ 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最近受关注

迄今为止，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当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最为出名，可谓西方人看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从今年1月开始，一套来自我们亚洲近邻日本、从日本学者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著作———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连续两个多月里，不仅一直成为出版界关注的话题，也引起了许多喜爱历史的书友们的追捧和热议。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说：“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史学界也写过不少中国通史

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一书，讲述从中国远古时代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作品，共10卷，每卷都由对各个历史时段极有钻研的学者撰写，有各自对历史的解释和立场，各部分之间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在这10位学者之中，开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学家，与其他作者显然不同。他专攻东亚考古学，研究的是东亚新石器时代至初期铁器时代的比较考古学及比较文明论。他利用手中的利铲，解读了文字诞生前留下的无字地书，进而讲述一二百万年前，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

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以个人身份著中华通史的先例。自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等著作，提出编纂“中国通史”的问题后，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家纷纷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

编著完成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吕思勉毕生致力于撰著一部中国通史，旨在通过研究历史，“用以说明现社会，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而钱穆更是希望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此外，还有尚未编著完成的，比如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张先生英年早逝，来不及写完。1943年，翦伯赞以一己之力写作《中国史纲》，据说积累用作修订的原始资料达百万字以上，但1961年后，他转入主编《中国史纲要》，其个人化的《中国史纲》只有两卷，未能完成。

这些中国学者，都是史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学识毋庸置疑。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所修的通史，都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写作的，文明的历史阶段被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关注的重点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家制度上。

同一段历史时期，有很多写史角度

读通史有益，可以帮助读者建立起全局观，认清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但通史难写也有目共睹。有野心写就通史的人，知识背景以及对于史料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他的能力和写作的质量。

吕思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识丰富、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吕思勉在史学研究中，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他不仅坚持涉猎古文献，还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吕思勉自15岁读史，到73岁去世，58年间，著作丰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都有经典著作传世的学者。

要研究社会的变迁进化之理，明白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总相，渊博的学识固然重要，然书本篇幅有限，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实，不可能一一记录，详略之处也有所差别，这时，史学家们的斟酌选择就非常重要。在吕思勉看来，“大抵众说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七卷的作者小岛毅在讲述宋朝这一段历史时，有意侧重其思想文化史。赵宋一朝的历史，在众多史学家眼中，存在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有着非常开阔的思考天地，显然也有多种写法。在十章的篇幅里，作者却用近五章的内容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观察问题，以三章的篇幅，讨论这一时段中“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接下来的两章，介绍两宋的文化新潮流、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延伸性的观察，让人们体味到“思想与宗教”养育蕴蓄的氛围环境与承载体。

跟着考古新发现，写史也不断“与时俱进”

研究历史，首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依据而下的断案自然也不正确。因此，对于写通史来说，考据就显得非常重要。

2002年6月，湖南省湘西地区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简牍。简牍即木札，上面书写有数十万的文字。里耶简牍不仅与1974年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的价值不同，而且在数量上是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发现的竹简文书的36倍，是一部相当具有分量的、重要的、秦代当时的文字史料，被称为当年的中国重大发现之一。

里耶秦简发现后仅半年，《文物》2003年第一期就迅速地登出了《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就是根据这一公布的文书内容进行的写作。

第十卷中，作者菊池秀明在对待明清的发展认识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并非像之前主流观点所认为的，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明清中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

由此可见，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于研究历史，有着显而易见的深刻意义。由此，史学家也在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思维和考证，所以，“通史”著作当然不该一成不变。

很多人都想了解日本学者如何看待中国历史

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氛围的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就中国自身来说，对于历史文献的运用，大多按照历代中国正史，以其为依据。但不能避免地，这些内容中或有被操纵、滥用和编造的东西。此时，参考外国的文献和研究，意义就十分重大。

更早之前，翻译介绍国外的中国通史类书籍中，以《剑桥中国史》最为著名。1966年由费正清和崔瑞德开始策划，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5卷，目前已经出版1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

与此同时，日本因其与中国地缘临近的关系和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以及21世纪我们与日本的关系走向问题，使得这一次翻译出版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受到了更多关注。

终卷中，作者菊池秀明提出：“21世纪的日本将和中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会像本书中所描写的一百年前的日本那样，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感到威胁并敌视它吗？还是能和不随波逐流、加深与中国人交流的那些日本人一样，拼命地认真地从平等的角度去构筑两者的关系呢？了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从中学习，不拘泥于任何偏见和既成的观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真实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的课题要解决，而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社会。”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解日本学者的历史认识，也极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曾指出：“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个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成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

精彩的历史著作应该学问与文字俱佳

讲谈社这套《中国的历史》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热烈关注。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在谈第八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时写道：“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

姚大力提到了大众史学读物的写作问题。早在古代，司马迁的《史记》就展现了非凡的写作能力，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语言的出色使用以及对故事的创意构思与技巧的娴熟驾驭，让这一部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作品，尽管岁月流逝却熠熠生辉。而在当下，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史景迁的作品，就被余英时称赞为，必须划入《史记》的范畴。

细究史景迁的作品，大胆的想象、众多细节的运用、精彩故事的展开，都是重要特征。比如《康熙：重构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一书，可谓是其个人风格的最大胆尝试，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历史学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历史。而在描写雍正统治下的王朝时，他又从帝国的底层群体写起，商贩和行医、流放犯人、僧侣和考生、店主、算命者或占卜者等，从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人群中，见证那一段历史。

历史读物不能墨守成规，在行文处有一些新颖有意思的观点和角度，就会让读者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在这一点上，的确有诸多亮点。《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中，作者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中，作者杉山正明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做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要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据《都市时报》

新闻推荐

中国经营报关注成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设计“四化一驱动” 创新驱动：成都“智造”发展牵动力

四化一驱动成都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设计是“四化一驱动”，着眼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国际化，着眼创新驱动，加快构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六大工程按照成都市的创新驱动战略，已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