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民国书生面前流浪是如此一往无前 艾芜诞辰110周年 再读一遍《南行记》

很

多年轻人总在向往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许多人看过杰克·克鲁亚克那本著名的《在路上》，并能背诵出“我还年轻，我希望我能在路上”的名句，或许还会加一句：看，美国“垮掉的一代”多么潇洒！

但

是，有多少人知道，早在克鲁亚克之前，一个名叫艾芜的四川年轻人，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踏上了一条艰苦得多也勇敢得多的漫漫南行路？

本

 周五，是成都籍作家艾芜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天地出版社推出了集合众人对艾芜回忆评价的《艾芜纪念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与时代出版社也联合推出了新版《艾芜全集》共19卷，总字数超过千万字。适时地勾起了我们对这位著名作家的回忆。

一

个瘦弱青年书生，徒步从成都走到昆明、缅甸，漂泊东南亚乡野，与下层劳动者朝夕相处，他把这一切经历都写进了《南行记》。如果你看过这本书，便会发现：如今年轻人中间流行的所谓“穷游”，与艾芜当年的南行相比，实在是弱爆了。

人说：年华如逝水。

我说，逝水就好，它是流着的，这象征了生命的活跃。

我更喜欢另一个古人说的话：流水不腐。

人应该象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

———（摘自艾芜《南行记》重印题记）

踏上一条充满危险和动荡的漂泊路

艾芜原名汤道耕，汤家是川西平原典型的耕读人家。1920年代的成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艾芜报考成都联合中学，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可是中学每年要交九十元的学杂食宿费，家里拿不出这笔“巨款”。

于是，艾芜又去考了一所不用家里交食宿费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艾芜认识了来自安县的杨朝熙（沙汀），并与其成为至交，两人后来成为震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四川文坛双子星”。

然而，当时他在学校的生活十分苦闷：先是挚爱的母亲去世，其后又有同学在“五卅惨案”中殉难，家里的包办婚姻则更让他烦恼。渐渐地，艾芜对家中不再留恋，决意去南洋半工半读。

就这样，年轻的艾芜独自踏上了南行之路。和如今时髦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相比，1925年的艾芜，要面对混乱的社会治安，逃兵和土匪不会对读书人手下留情。从成都到昆明，他光着脚走完了两千多里的路。站在昆明街头，他满脸菜色、头发杂乱、身无分文。

在《南行记》里，艾芜写道，自己从成都到昆明，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光脚走，因为布鞋，鞋底容易烂，经济上不划算，草鞋虽然便宜，但是会磨烂脚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在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一直放在包里。后来竟成了身上不小的一份财产。草鞋最后卖了10个铜板，但他一顿饭吃两个饼就花了2个铜板。他住的旅舍，不但没有单间，而且还要和长了疥疮的陌生人同睡一张床。

在天地出版社新推出的《艾芜纪念文集》中，对艾芜经历很了解的新都作家曾一珊写道：“艾芜的漂泊南行，走的是一条非常古老、充满危险的路。在这条路上，有‘哑瘴须臾无救药\’的潞江八湾，有‘蜀身毒道\’和红艳艳的罂粟花，有飘着鸦片烟味的小店、克钦山的雨季、八莫的异国风情，有美丽大方的摆夷姑娘、提着大刀赶路的汉子，有神秘气质的印度女人、洋修女、土官、偷马贼、鸦片烟贩子、赶马人、英国官员、拐卖妇女的骗子……”

从昆明到缅甸，人生哲学是“活下去”

尽管如此，艾芜对自己初到昆明的生活仍抱有浪漫的计划。这个书生，原来在成都想的是如果不能继续学校的平静生活，就去南方的大城市漂泊，找一份每天还有剩余时间来读书的工作。

结果他在昆明，连申请拉黄包车都遭到拒绝，“变牛变马工作也找不到……在这离开故乡一两千里的陌生城市里，我象被人类抛弃的垃圾一样了。成天就只同饥饿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地巡游。我心里没有悲哀，眼中也没有泪。只是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

这可能就是一个流浪者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到昆明第五天，艾芜被赶到另一间更黑更脏的屋子，和另一个也找不到工作的陌生人睡一张床。此时他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了，但更倒霉的事情在次日早上发生：那个陌生人不见了，与之一同不见的还有他那双快要烂掉的布鞋。这种绝境，真的是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

昆明还不是他漂泊和流浪的终点。1927年3月，艾芜背上破包袱，离开昆明，经过许多边陲小镇，跨过古尔卡铁桥，进入缅甸境内的克钦山茅草地，后来走到缅甸的商业集中地八莫，仍然找不到工作，就继续流浪到缅甸的古都城曼德勒，最后于11月到达缅甸首府仰光，住在一个叫五十尺路四号的腾越客栈里。

由于长途跋涉和营养不良，艾芜虚弱的身体经受不住亚热带潮湿地区的恶性疟疾，终于病倒了，因为交不出房钱，又打着摆子，还被赶出了客栈。贫病交迫的艾芜，已经准备坐在街边上等死了，好在客栈有好心人引他投靠当地的四川同乡，才在仰光活了下来。

艾芜在仰光立足之后，先后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还在《仰光日报》的副刊上用“艾芜”的笔名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散文。1930年冬天，艾芜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1931年春，艾芜被押送回国，结束了他在南洋的漂泊闯荡。

艰苦却依然快活，是因为“有青春啊”

离开缅甸后，艾芜途经香港、厦门，同年5月来到上海。在这里，他遇到了同窗好友沙汀，沙汀鼓励艾芜继续文学创作。《南行记》就是他到上海后写完的，开始交给北平利达书局，拖了两年也没能出版，后来艾芜把书稿交给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这才得以出版，并很快引起轰动。

1943年，艾芜在《〈漂泊杂记〉改版后记》中自述说，他写漂泊生活，只写使他心神向往并感到留恋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山间刚刚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着晨光朝露的丰饶原野，是将我带到新鲜地方的坦坦旅途，是引起我高声呼啸的林中歌鸟”。

在艾芜眼中，滇缅边地的人际关系更接近原生态：简洁、单纯、讲义气、重然诺、慷慨豪爽、热爱自由。艾芜将“文明世界”设置为背景，专注于描写在奇异的社会底层环境中为生存而挣扎的各色“粗人”“野人”，挖掘他们在无望的挣扎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以及他们放浪于奇山异水的自由与快活。

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所言：“在艾芜的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形形色色的‘流浪汉\’形象，他们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炫目的作品长廊中耀眼的一笔。‘流浪汉\’小说的创作首先是作者自身经历的衍生品。作者‘南行\’漫游各地漂泊不定，见证了庸常生活中不可能见到的人与事，因而小说中出现了不少离奇的际遇和性格奇异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显得比其他作品更为奇诡，境界也更为绮丽。”

1961年，艾芜再赴云南，开始第二次“南行”，并完成了《南行记续篇》。但对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来说，还是第一次默默无闻的南行印象最深刻。艾芜曾写道：“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

在艾芜的回忆里，南行虽然吃了很多苦，可是每天的生活都很快活。反而是后来年纪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也稳定了，却再没有了那时候的快活。仔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已经老了，“那时候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有青春啊！”他感叹道。

成都商报记者 蒋庆

卖草鞋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在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神气地、又像作贼一般逡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作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嘿，再添一点钱，就够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像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足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

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装模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

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锣，我掉身就跑。

“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

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

找工作

（我）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就把腰干伸直，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总之，要在车行老板的面前，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觉得自也有九分把握，在学校的期间，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足腿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

见着戴瓜皮帽的经理，向他用娓婉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便又急促地问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黄包车么？”

“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壅塞的涩音，咳呛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别的问题。如果他斜着白眼说“你不行”，我的手就预备着拉起裤脚，亮出足腿，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快乐。

“你认识街道么？这倒很———”涨红了脸，又咳呛了几下，“很要紧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认识的。”

“真的么？”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

“不认识街道，我敢拉车么？”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属于账簿那类的庞大的书。提起笔，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全录了上去。随即眼里射出一丝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说：“车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腻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客人给你车钱，不管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说：‘先生，添一点！\’我告诉你，这就是找钱的法宝！”

“车租可以少点么？”这一天一元的租钱，确实吓着了我。

“这是一定的规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绝路的生命延续下去，目前的敲榨和苛待，就暂时全不管了。

“呵，谁保你？是哪一家铺子？”他在胜利之后，得意地问。

“呵，我没有铺保哪！”我有点惊惶了。

“哼，铺保也没有找着，就来拉车么？小伙子，你怎么不先打听打听哪？”

“实在找不着铺保，没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么？什么？找不着铺保！”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很诧异，一定在脑里把我推测成一个歹人吧？他涨红了脸，咳呛了几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摆手，头转向另一边。

———《南行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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